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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溃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某氏，而端绪实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盖有不知而作，我无是也。”言“良知”无知而无不知也。而知识闻见不与焉。此学脉也。师以一人超悟之见，呶呶其间，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习，盖亦难矣。浸幽浸昌，浸微浸著，风动雷行，使天下靡然而从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确然自信而不惑也哉？虽然，道一而已，学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虚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谓“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见未忘，犹有二也。无声无臭，散为万有，神奇臭腐，随化屡迁，有无相乘之机，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于文辞，则为陋矣。道心之所达，“良知”未尝无文章也。役于才艺，则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与，“良知”未尝无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虚寂，则为异端。无思无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尝无虚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则为拘方。有物有则，以适天下之变，“良知”未尝无典要也。盖得其要则臭腐化为神奇，不得其要则神奇化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与于此？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周流变动，无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如运斗极，如转户枢，列宿万象，经纬阖辟，推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学，“良知”之不为空言也。师之缵承绝学，接孔孟之传以上窥姚姒，所谓闻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钱洪甫氏与吾党二三小子虑学脉之无传而失其宗也，相与稽其行实终始之详，纂述为谱，以示将来。其于师门之秘，未敢谓尽有所发；而假借附会，则不敢自诬，以滋臆说之病。善读者以意逆之，得于言铨之外，圣学之明，庶将有赖，而是谱不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训也。
又
胡 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难，而全才尤难也。若阳明先生，岂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议忤权，投荒万里，处约居贫，困心衡虑，茕然道人尔。及稍迁令尹，渐露锋颖矣。未几内迁，进南太仆若鸿胪，官曹简暇，日与门人学子讲德问业，尚友千古。人皆譁之为禅。后擢佥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与门人学子论学不辍。而山贼逆藩之变，一鼓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虽服先生之才，而犹疑先生之学，诚不知其何也？
松尝谓先生之学与其教人，大抵无虑三变。始患学者之心纷扰而难定也，则教人静坐反观，专事收敛。学者执一而废百也，偏于静而遗事物，甚至压世恶事，合眼习观，而几于禅矣，则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为行主意，行为知工夫。”而要于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后，又恐学者之泥于言诠，而终不得其本心也，则专以“致良知”为作圣为贤之要矣。不知者与未信者，则又病“良知”之不足以尽道，而群然吠焉。岂知“良知”即“良心”之别名。是“知”也，维天高明，维地广博，虽无声臭，万物皆备；古今千圣万贤，天下百虑万事，谁能外此“知”者。而“致”之为言，则笃行固执，允迪实际，服膺弗失，而无所弗用其极，并举之矣。岂专守灵明，用知而自私耶？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于伦物云为之感，而或牵引转移于情染伎俩之私，虽名无不周遍，而实难于研虑，虽称莫之信果，而实近于荡恣，甚至藐兢业而病防检，私徒与而挟悻嫉，废人道而群鸟兽，此则禅之所以病道者尔！先生之学则岂其然乎？故其当大事，决大疑，夷大难，不动声色，不丧匕鬯，而措斯民于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无不足，而非有所袭取于外。
他日读书，窃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夫圣非夸也，未尝习为战与斗也，又非有祝诅厌胜之术也，而云必克与福，得无殆于诬欤？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斋戒以养心，恐惧而慎事，则与天合德，而聪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则何福之不获，何战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传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礼，楴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夫郊社、楴尝之礼，则何与于治国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则皆通，塞则皆塞。文岂为文，武岂为武，盖尚父之鹰扬本于敬义，而周公之东征破斧实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叱咤，豪荡弗检，自诡为道与学，而欲举天下之事，只见其劳而敝矣。
绪山钱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编有先生年谱旧矣。而犹弗自信，溯钱塘，逾怀玉，道临川，过洪都，适吉安，就正于念庵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则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既成，则谓予曰：“君滁人，先生盖尝过化，而今继居其官，且与讨论，君宜叙而刻之。”余谢不敢而又弗克辞也，则以窃所闻于诸有道者论次如左，俾后世知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必就其学而学焉，庶几可以弗畔矣夫。
又
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学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其间大都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极底里以成；而修持之渐，如历阶者，不容躐一级而进。至哉粹乎！千古学脉之的也。然宗沐尝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没，岂其终不至于从心耶？若再引而未没也，则七十而后，将无复可庸之功耶？嗟呼！此孔子所谓苦心，吾恐及门之徒，自颜、曾而下，有不得而闻者矣。
夫矩，心之体而物之则也。心无定体，以物为体。方其应于物也，而体适呈焉，炯然焕然，无起无作，不以一毫智识意解参于其间，是谓动以天也，而自适于则。加之则涉于安排，减之则阙而不贯。毫厘几微，瞬目万里，途辙倚着，转与则背，此非有如圣人之志，毕余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于忘体忘物，独用全真，则固未有能凑泊其藩者。而况于横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逾于矩哉？此圣学所以别于异端，毙而后已，不知老之将至者也。不逾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体，所谓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没，而此学不传。
我朝阳明王先生，盖学圣人之学者。其事功文章，与夫历涉发迹，颇为世所奇，而争传之以为怪。年几六十而没。而其晚岁，始专揭“致良知”为圣学大端，良有功于圣门。予尝览镜其行事，而参读其书，见其每更患难，则愈精明，负重难，则愈坚定；然后知先生英挺之禀虽异于人，而所以能邃于此学，而发挥于作用者，亦不能不待于历岁践悟之渐。而世顾奇其发迹与夫事业文章之余，夫亦未知所本也与？
先生高弟余姚钱洪甫氏以亲受业，乃能谱先生履历始终，编年为书。凡世所语奇事不载，而于先生之学，前后悟入，语次犹详。书成而俾予为之序。
论年谱书
邹守益
浮峰公归浙，托书促聚复真，以了先师年谱，竟不获报。乌泉归，审去岁兄在燕峰馆修年谱，以大水乃旋。今计可脱稿，为之少慰。同门群公如中离、静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来，了此公案，师门固不藉此，然后死者之责，将谁执其咎，伫望伫望！归自武夷，劳与暑并，静养寡出，始渐就愈。老年精力，更须爱惜，愿及时励之。风便，早示瑶音，以快悬跂。
论年谱书凡九首
罗洪先
数年一晤，千里而来，人生几何，几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对，受益不浅。正通书炉峰问行踪，书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爱，儿辈何知，辱诲真语，且波其父，两世衔戢，如何为报？计南浦尚有数月留，稍暇裁谢也。年谱自别后即为册事夺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无顷刻相对。期须于岁晚图之，幸无汲汲。所欲语诸公者，面时当不忘。别后见诸友幸语收静之功。居今之世，百务纷纷，中更不回首，宁有生意。不患其不发扬，患不枯槁耳。会语教儿辈者可以语诸友也，如何？
天寒岁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谱非细事，兄亦非闲人，一番出游，一番岁月，亦无许多闲光阴。须为决计，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内外，终属喧嚣是非之场，断非著书立言之地，又不过终日揖让饮宴而已，何益于久处哉？今为兄计，岁晚可过鲁江公连山堂静处；且须谢绝城中士友，勿复往来。可久则春中始发，不然初正仍鼓怀玉之棹。闲居数月，日间会友，皆立常规。如此，更觉稳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违。如此，方有定向，不至优游废事矣。弟欲寄语并谱草，亦当觅便风不长远也。深思为画此策，万万俯听，不惑人言，至恳至恳！
玉峡人来，得手书，知兄拳拳谱草。前遇便曾附一简，为公画了谱之计极周悉，幸俯听。且近时人之好尚不同，讹言诮谤，极能败人兴味。纵不之顾，恐于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尽。
倏焉改岁，区区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间。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转瞬耳，可不惧哉！前连二书，望留兄了谱事。只留鲁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于邻。如此，宾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馆谷之令，则处怀玉为极当，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难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从，可轻视哉！省中万不可留，毋为人言所诳，再嘱再嘱！年谱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书者，乃合卺日事。而观纲上言学，心若未安，今已入目。于目中诸书揭标，令人触目，亦是提醒人处。入梓日以白黑地别之。二卷、三卷如举“良知”之说，皆可揭标于目中矣，望增入。不识兄今何在，便风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吴江迎沈君，曾附年谱稿并小简上，想已即达。龙光之聚，言之使人兴动。弟谬以不肖所讲言之诸兄，是执事说假譬以兴发之。在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闻之愧耳。供张不烦有司，甚善。只恐往来酬应，亦费时日。兼彼此不便，则何如？诸君之意方专诚，不知何以为去留也？年谱续修者，望寄示。柏泉公为之序，极善，俟人至当促之。来简“精诣力究”四字，真吾辈猛省处；千载圣人不数数，只为欠此四字。近读《击壤》之集，亦觉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愿共勉之。
承别简数百言，反覆于仆之称谓。谓仆心师阳明先生，称后学不称门人，与童时初志不副。称门人于没后，有双江公故事可援，且谬加许可，以为不辱先生门墙。此皆爱仆太过，特为假借推引耳。在仆固有所不敢。窃意古人之称谓，皆据实不苟焉，以著诚也。昔之愿学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尝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盖叹之也。彼其叹之云者，谓未得亲炙见而知之，以庶几于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愿学而遂自谓之徒也。夫得及门，虽互乡童子亦与其进；不得及门，虽孟子不敢自比于三千。后之师法者，宜如何哉？此仆之所以不敢也。虽然，仆于先生之学，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门，称谓之门不门，何足轻重？是为仆谋者，在愿学，不在及门也。今之称后学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师焉，然后书之。如是则仆之称谓，实与名应，宜不可易。若故江公与仆两人，一则尝侍坐，一则未纳贽，事体自别，不得引以为例。且使仆有不得及门之叹，将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为私淑之助，未惟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医云内有感冒，五日后方云无事。在五六日中，自分与兄永诀。方见门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无奈何。惟此自知耳，虽父子间，不能一语接也。初四日复见正月廿日书，始知廿四之期决不可留，人为怅怅。盖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则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离去太远，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见兄论夜坐诗，中间指先天之病，非谓先天也，谓学也。记得白沙夜坐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