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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赶得上。但神让我们好像同一个心思，同感一灵地释放信息。我也将她那本著名的“活水江河”一书译成中文，选译了她的祷告集与讲道集。这样神开始使用了我为祂工作。
一天清早，我们从泰安府动身到泰山去。上山的石阶很宽很长，一共有六千七百级。山路两旁是石雕的巨形洞，洞背上刻着四书孔子的名言。山路一直很陡，我们经过半天门，一天门，以后到了南天门。山顶最高峰处有一座庙，我从那儿往下看，世界那么小，真如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蜿蜒的黄河细得像一条线。泰山的高度是海拔一千五百四十五公尺，其周围有一百公里之宽。
游玩泰山以后，我们要坐一种骡车，才能到孔子七十六世孙住的地方。一路上盗贼很多，所以还要请两个荷枪的，保护我们。终于我们到达了那座皇宫似的建筑物中，我们听见钟鼓齐鸣，有人朗声宣告，孔子的世孙驾到。他真正像个王，不但不要向政府纳税，还抽当地人民的税。他穿着锦绣黄袍，坐在宝座上，侍从替他握住叼在口中的长水烟管。我们站在他面前，鞠躬为礼。
“请坐”。他挥挥手说，看见我一个中国女孩跟几个美国人在一起，他有些惊奇，于是挑我出来问好。那时我才廿来岁，没有见惯大场面，真羞怯得要命。等他知道我是受过教育的，就邀请我留下：“我愿意你教我的儿女。”我真是受宠若惊，但是我回答说：“真万分对不起，大人！家母老弱多病，我一定要在身边照应她。如果她身体好些，我极愿效劳。”我们在孔庙的大成殿旁走廊上午餐后，再走了大约十八英哩，到达曲阜。孔子的坟墓就在附近。到了那里一看，真奇怪，成千成百的墓碑上都刻着“孔”字。我问向导，到底哪一座是真正孔子的坟墓呢？他耸了耸肩：“谁知道，小姐，谁知道。”我想起旧约圣经上的话说：“你的墓地也不被人纪念。”孔夫子这么一位名人，埋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名又有什么用？蔡素娟是谁又有什么关系？我心里想。我人生的目的只是为完成主所要我做的工作，然而我的主说祂知道祂自己的羊的名字——对于祂，我是宝贵的。世界上的人对我如何，毫无价值可言，因为过了一两代以后，我们的地方都不被人纪念了。
第六章 病 倒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神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游行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侍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让她一位宣教士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抛乡离井，许多人甚至为了神，为了我的同胞 ，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做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神呀，神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齐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对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没地方容得下，要搭帐蓬，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神在我们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初信主的时候，真给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的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神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神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诚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祂。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一九三0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半才完成。原来她坚决，相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神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卅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的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累极了的三更半夜做她的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请了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神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一九三七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 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卅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像，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
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的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的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住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地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一九五0年以后的事。
第七章 古老的时钟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神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礼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我住阁楼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有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正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怯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人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