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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我来重庆整整十个年头了。从夹着个破手提包到处跑医院推销药品，到如今坐在富丽堂皇的“总经理”室决胜千里，结识了不少的好朋友，自然有男有女。生意场上的，行政机关的，文学圈里的，用不着通报姓名，哪怕是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他们活生生的音容笑貌来，怎么突然间对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就没有一点记忆呢？
莫非是我安徽老家来的人？不可能，他们不会说这么标准的重庆话。谁呢？
“下楼来没得？我等起的哟！”她又打来了电话催我。
顾不上三七二十一，我趿着拖鞋跑向了楼下。当我的目光与面前这位短发齐耳面孔端庄的女性对视的刹那间，我一时竟喊不出她的名字来！“您好”两个字反复重复着，却十分窘迫地叫不出她的姓名想不起哪儿见过她。好像，她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内心活动，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胖了，比原来胖了点！”
走进我的住室，她换了双拖鞋，微笑着环顾四周问：“夫人在吗？”我回答她：“没有。我一个人住。”她马上说：“那，可不可以参观？”我说：“如果不嫌太乱，请随便看吧。”她兴趣盎然，果真向一个一个房间里走去。
她是谁呢？我脑海里浮现着电影上一个个“女间谍”、“女神探”的美女来，不可能，这么一个清秀的女孩怎么可能是那些“反面人物”呢？我一次次否定着自己。尽管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礼貌地取出纸杯，给她泡上了茶水。
“你还是一个人在重庆啊？真不容易。”退出我乱糟糟的寝室，她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应承着，尽量放松我紧张的微笑。终于，我憋不住了：“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吗？”
“你猜呢？”她歪着头，两眼一眨不眨的。
我说我猜不着。她“扑哧”笑出声来。“还记得九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吗？你在招待所的七楼饿了三天，是我给你的方便面，知道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颗炮弹，顷刻间炸开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顷刻间使我的狂妄和虚荣灰飞烟灭。我颤抖的手燃着了香烟……
那一年，我26岁，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穿着藏青色的司法制服，神气十足地回到农村老家时，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见我一脸的愕然，邻居们才告诉我：祖母已经死了。我扑向堂屋，父亲、二叔、三叔都跪在祖母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明白了一切。握着祖母冰凉的双手，望着她已合上的凹陷的眼睛和干瘪的嘴唇，痛不欲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大，从小学到中学，祖母几乎是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读大学和毕业分配后，祖母天天求神拜佛，祝福我能有出息，不再在村子里受欺负，不再像上几辈人那样枯守在农田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什么时候她患的病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间死了呢？擦着眼泪，我开始责怪起父亲来。父亲说，祖母患病后，她一直不告诉任何人，更不允许他们写信告诉我。待她病重晕倒在门口时，她才说请医生来看看。祖母的手勾着，面部斜向了一边，村子里的医生说祖母中了风，要花很多钱买很贵的药才能治好。听到这些，我父亲就和他的兄弟凑钱给祖母治病。可是，父亲把猪牛鸡全卖了，那点钱两三天就用完了。他们在村里到处借，可村里人担心父亲以后还不起这笔债……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些情况怎么不告诉我呢？父亲喃喃自语说，找你又有啥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的，再说你读书时贷信用社的300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还得上，光利息也不知道长了多少……
听完父亲的话，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为了供养我，他们倾尽了全部心血，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巴望着我能比他们强。如今到了城里，还自己顾不住自己，经常带家里蒸好的馒头在宿舍里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如今却丝毫也帮不上他们……想到这些，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无奈……
为了救治身患重病的祖母，为了改变父母因贫穷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状况，我决定辞去苦熬出来的“铁饭碗”，做生意去！“我要赚钱”的念头，恐怕比当年高玉宝喊叫着“我要读书”还要强烈……
那个雪雨交加的晚上，我走向了离我们老家最近的漯河火车站，乘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吭吭哧哧的列车，理直气壮地停在了菜园坝火车站。在拥挤着走出车站的旅客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我这个身上只有90元的安徽农村人，决心要在重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完全听不懂的重庆话，衣着时髦热情如火的重庆人，一下子激发了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望和追求。原来在书本里读到过的红岩村、渣滓洞，在电影里看过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等，都已近在咫尺。激动和憧憬，时时都在撞击着我的胸怀。在两路口一家叫做“铁二招”的旅馆住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我问过一个擦皮鞋的老太太：“我是哪里的人？像个干部吗？”老太太停住了手中蹭鞋的旧布，望了我一眼，慈祥地笑着说：“你是北方人。如果是干部的话，也不过是个小集镇上的干部。”老人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至少，重庆人是见多识广见过世面的人，在他们面前，你装不了什么假相。我又问手里拎个捧捧衣着不太讲究的“扁担”：“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扁担”先是摇头说“不知道”，而后说：“你在哪里干活的？”于是，我便知道我的形象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苦笑着，暗自估量着我在举目无亲的重庆是几斤几两……
至今，我丝毫不怨恨当初求职时将我拒之门外的一些人，因为我没理由责怪他们。在吃了一次次闭门羹之后，我灰心过，犹豫过，甚至想能在马路上扫拉圾、在公司里端茶倒水我都愿意。可是，他们害怕，怕我这个“北方”来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是坏人。自信是成功的基石。我没有气馁，一路上哼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哼唱着“一无所有”四处寻职……
辣得让人回味悠长的火锅，湿乎乎滋润人肌肤的空气，匆忙忙你追我赶的忙碌……让我无时不感到重庆这座城市的新奇与独特。1990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谢家湾看见了“广州白云山制药厂驻重庆办事处”这么一块招牌，我走了进去。一位年长的老者操着重庆话问我：“你找哪个？”我学着说了句：“耍。”老者笑了，打量了我半天，说：“耍啥子？”我说：“耍着玩。”老者抖落着手中的一张“招聘启事”，说：“你是来应聘的就不是来耍啥！”这时，我才留意了那张启事上招聘业务员的文字。就这样，我成了白云山制药厂重庆地区的销售代表。我的义务是帮助联系购买单位，销售出去药品便能拿到工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对医药我是一窍不通的呀！
揣着他们提供的资料，我开始起早贪黑地乘上公共汽车毫无方向地寻找医院和诊所。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做到让老板高兴和满意。“天生我材必有用”、“莫愁前路无知己”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我不知厌倦地念叨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
当一家客户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以后，他接纳了我这个“外乡人”。这位“上帝”这么给我说：“重庆人耿直，若你真心对人，那么他就会耿直地对你；若你耍心眼，重庆人理都不理你。记住，做到了这一点，你就能在重庆站住脚了。”朋友的点拨和支持，掀开了我闯荡重庆的新一页。
一天晚上，我回到了四人一间的招待所，喊服务员开门时，小姐交给我一张单子：那是楼下总服务台摧交房费的。我应承着，走进房间。摸遍了口袋后，才知道我身上只剩下一块六角钱了。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当服务员过来再次催我下楼交房费时，我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明天早上交吧。”我知道我不能再出去了，一块多钱怎么个花法，花完了怎么办，成了我的首要问题。
去跟客户借钱？千万不能，刚刚才认识别人几天啊，就去借钱，不说你是骗子才怪呢！去白云山办事处借钱？不，我还没给他们创造一分钱的效益，怎么好意思张口？
忍着，整整一天，我都躺在床上，腰背都要睡酸的时候，电视里响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音乐。同屋的旅客说：“该吃饭了，你真能睡！”我不能给同屋的旅客说我身上没钱吃饭，那样他们会小心他们的东西而防备我。洗了把脸，我下楼花5角钱买了袋方便面。回到招待所大厅，总台里的服务员喊住了我：“你是703房2号床的客人吧？你的房费早该交啦。”我故作镇静地“噢”了一声说：“是吧？好，一会儿交。”回到房间后，用牙刷往嘴里扒着方便面，担心着服务员再来催我交房费。
第二天，中午，我饥肠辘辘，实在睡不下去的时候，又走下楼来。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最轻的脚步溜出大堂，惟恐总台小姐再把我喊住。门外下着瓢泼大雨，我还是一头钻进了雨雾中。去哪儿呢？我停住脚步，看着一家面包店久久发呆。对了，身上的一元钱足够买两个面包的，于是便壮着胆子去买了面包。我自己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最难熬的，就数第三天了。双手攥着茶杯，不时地一口一口地喝着，其实明明知道一点都不口渴，还是时不时地吹着热气，琢磨着怎样去填填肚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对，先下楼再说吧。其实，跟谁再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
招待所的大门外，灯火通明，各种形状的广告灯箱七彩纷呈，明明灭灭，闪烁跳跃。我这时又仿佛没有了饥饿感。我猜测着每句广告词的意思，比较着广告字的大小，又在搜索着每个广告词的同义词、近义词或者换上我想像的那句广告词会不会恰当……独自品味着，不时还为自己的突发奇想暗自窃喜……
这时候如果有摄像机将我的表情录下来的话，说不定真是精神病患者的临床症状……
我又走近了这家面包店。老板正和他夫人争吵着他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破了镜片的责任。
我问：“你这副眼镜好多度数？”老板看我也是戴眼镜的，反问道：“你的呢？”我说：“400度，你能戴？”我取下眼镜递给他。他马上高兴地接过来说：“我们的度数一样的！”他试戴了一下说：“你这镜片比我的值钱多了。”“值多少钱？”我问。“二三百块钱不止吧？”他又仔细瞅了瞅，还给了我。我说：“一百元卖给你呢？”他见我一副认真的样子，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买了，你怎么办？”我跟他说实话，我说我要饿昏了，用这副眼镜跟你换面包吃，再给我10元钱坐车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意了我的请求，用塑料袋给我装了满满一袋面包，还多给了我20元钱。
这天晚上，我吃得很饱，心满意足地早早睡了。当深更半夜被服务员叫醒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位卖面包的老板费了很大功夫找我来了。我跑到楼下，一脸疑惑地问这位老板：“怎么啦？眼镜有问题？”保安和总服务台里的小姐都笑个不止。老板说：“兄弟，你误会了！知道你没钱了，送面包给你吃，我愿意。我也是经常出门在外的人，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呵。一分钱有时候就能难倒英雄汉。”他把眼镜还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的心头一热，喉头涩涩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总服务台里的小姐在喊我。我走过来，看清是那位催我交房费的小姑娘时，禁不住感到尴尬。
“我们经理刚才说了，你这段时间的房费一分钱也不收了，还有这几包方便面，送给你吃吧。”小姐笑盈盈地把方便面递了过来，我不敢多看她一眼，连声的谢绝。“行啦，你想装大款呵？等你以后真成了大款，别忘了我们重庆人就行了。”小姐的话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复苏了我的希望……
这之后，我和面包房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在药品推销方面，我渐渐摸索出了经验。时时心里感激的，就是那家招待所给予我的温暖和情义。服务台那位小姑娘说得对：“别忘了我们重庆人。”
1992年之后，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被派到云、贵、川三地发展业务去了。面包房的老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招待所值班的那位小姑娘叫潘渝盛。远在云南和贵州的日子里，我与潘渝盛保持着书信来往。读着她的信，就会想起当初来重庆时那刻骨铭心的三天！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挖掘想像，就是怪当时太激动，没能记清潘渝盛的模样……
1995年秋天，我回到了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