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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二主〃，不允许多头政治，思想上也是一家独尊，不允许多元文化。这种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玄奘的悲剧，就在于他对中国的这种传统认识不足，非要让纯粹的印度佛教完全植根于中土，或者是他是逆流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如何，慈恩宗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虽然玄奘个人及其弟子的努力能使此宗辉煌一时，这种辉煌却肯定是短暂的。石峻先生指出：〃一切受社会历史条件所局限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要想全盘的移植中土，希望得有同样的结果，事实上恐怕是困难的，所以玄奘个人的事业，后人真是难乎为继。〃（10）这段话说得比较模糊，只是说明了玄奘的努力必然失败的一种原因，而未明确点出中国文化强烈的排他性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从法显到玄奘，中国僧人九死一生，西行求法者难以历数，这固然表现了中国人为法忘身的高尚的精神追求，而中国佛教面临的许多问题大都是由于经典不备、理解不深，可见中国对纯粹的原本的印度佛教是迫切需要的。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玄奘千辛万苦求来的真经却并未受到中国佛教界的真正欢迎，这不由不让人想起叶公好龙的故事。看来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真龙，而是经过改头换面、符合自己的传统的伪装成真龙的偶像。
橘生淮南则为橘，逾北则为枳，佛教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陈寅恪说得明白，只有经过国人改造的中国化的佛教才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产生重大长久的影响。这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反省，流行的佛教之中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佛教的成分，佛教的真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了多少，发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了佛教，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难回答的。从佛教对儒家的步步退让，从虽然一再忍让却还是频频而至的法难，我们不由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真的接受了佛教吗？
正教沉隐，伪经泛滥，虽然不能说这是中国佛教史的全部，但至少也是一部分的事实。越是如此，越是显示玄奘的伟大，至少他接受了乃师戒贤的教诲，不为环境而改佛法，不屈从于中国人的习惯而改变师说，显示了他逆流而上的勇气和维护正法的精神。慈恩宗的衰落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它暴露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根本矛盾，显示了佛教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势若冰炭，也反映了中国文化虚伪、排他的一面。
除了与中国文化、制度根本冲突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慈恩宗的衰落还有许多原因。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条是，瑜伽行派的理论自无著、世亲开创之后，经过数代大师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一方面这种严密的知识体系不符合中国人喜欢从大处着眼、不计细节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也没给后人留下太多的发展的空间，同时这种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需要很高的智慧和知识水平以及有钱有闲等诸多的外部条件才能接受和传递，不象禅宗那样只靠自己的开悟即可。慈恩宗就象温室中的花朵一样，高贵、美丽而又娇嫩，是佛教中的贵族，而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只适合禅宗这样的经过杂交的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野草，慈恩宗的衰落和禅宗的兴盛都是必然的。
注释：
（1）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23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2）吕 《中国佛教源流略讲》186页，中华书局1979年8月。
（3）同上书190至191页。
（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5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
（6）同（4）书226页。
（7）田光烈《玄奘哲学研究》23至24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10月。
（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9）魏道儒《中国华严宗史》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
（10）石峻《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