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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萧徐）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张 悦
李叔同作为文化艺术的全才，在他出家之前，从事报纸的编辑事业也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记取的业绩，其中尤以他在《太平洋报》的经历为最。
开创文艺副刊新生面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兴奋不已。1912年春。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太平洋报》的画报主编。在《太平洋报》任编辑期间，他与柳亚子、苏曼殊、高天梅、叶楚伧等交往密切，并在《太平洋报》供职时期，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的第一，即以崭新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开创报纸广告艺术画的新局面。早在19世纪，中国的报纸也有广告画，但均为固定的，商业气息浓厚的图案，而李叔同首先在《太平洋报》上自己绘作，并以漫画式创作手法艺术性地发布广告，开创了中国报纸广告形式的新局面。
在《太平洋报》社供职时期，李叔同与文艺界人士广泛交往。这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陈师曾（原名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他以园林小景、写意花鸟和风俗人物见长，著作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及《北京风俗图》等。李叔同与陈师曾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已相识。他们在日本一起参加过文艺团体“淡白会”。李叔同在1912年4、5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太平洋报》上连续发表了陈师曾的十多幅作品，使陈师曾在全国造成了很大艺术影响。漫画家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一文中也说：“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陈师曾于1912年5月曾赴上海，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特意作了报道，同时又在5月初八日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现存有一首李叔同的《题陈师曾荷花小幅》，小序日：“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词云：“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后来李叔同在杭州出家，出家前，他曾将一包篆刻作品交杭州的西泠印社封藏在社内的石壁之中。这些印章大多是友人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是由陈师曾所作。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时期还与苏曼殊有过交往。《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材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
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有一段情节。柳亚子是这么写的：“在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有顾悼秋的《雪（虫妻）上人轶事》，记画《汾堤吊梦图》，及在盛泽郑氏著书两事，此两事均不甚密合。《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叶楚伧的诗及小序写道：“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诗曰：“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这幅《汾堤吊梦图》被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苏曼殊也写小说，其中《断鸿零雁记》最享盛誉。李叔同又负责把这部小说连载在《太平洋报》上，并配有陈师曾为之而作的几幅插图。作为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柳亚子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如今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即来之于柳亚子的评说。《太平洋报》虽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终于1912年秋停刊。不久，李叔同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担任艺术教师。6年后，即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他出家之年也正是苏曼殊逝世之年。后人为了纪念苏曼殊和弘一大师，分别在杭州孤山北麓、虎跑后山建立了“曼殊大师之塔”和“弘一大师之塔”。二塔隔着西湖遥遥相对，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热心支持女学教育
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并办有一份颇有社会影响的校刊《女学生》。该刊于1910年创办，由杨白民亲自任编辑。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城东女学的刊物有了接触。1907年农历二月十日，李叔同在东京致函杨白民：“谨启：屡承惠学报，课暇披阅，至为忻慰，敬谢敬谢！嘱写之件，月内当寄奉左右。匆匆。白民先生弟哀顿首中二月十日”信中所指“学报”，当指城东女学的某种刊物。因未指明刊名，具体为哪份刊物不详。但在他留学回国前，就已经在《女学生》上发表文章。在1910年4月《女学生》的创刊号上有李叔同《艺术谈（一）》；1911年4月在《女学生》上发表的《艺术谈（二）》；1911年7月又在《女学生》上发表了《艺术谈（三）》。这些文章，应该是专为城东女学的学生而写的。同样是在《女学生》的第3期上，还刊登了李叔同的一篇题为《释美术》的文章，并注“来函”。文章再次以详尽的事例阐述了“美术”与“手工”的区别。
1912年春夏，李叔同任职于《太平洋报》后，他也在报上对于城东女学有了更多的关注。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创刊的第一天（1912年4月1日）就在副刊“文艺消息”栏中发表了新闻稿《城东女学制作品》：“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杨白民先生独力创办。其学科成绩卓然，占上海女学第一位置。即所作各种美术品，亦精妙古雅，冠绝侪辈。如刺绣之琴联、屏条等，尤为学界同人所称许。又，城东讲习会会员诸女士，工书法者极多。所书之对联匾额，悬列四壁，每为专门家所赞赏云。”1912年4月16日，李叔同又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孟俊女士书法》。以上二文，一则将城东女学的学科成绩列上海女学的第一位；一则将孟女士的书法视为中国新生代的绝佳代表。实可谓推崇之极。
李叔同曾在城东女学任文学课，他居然也把学生的作文选刊在《太平洋报》副刊上。1912年4月8日至5月17日，他先后选刊了城东女学学生的作文，又加了他自己的评语。他说：“南市城东女学讲习会员皆于国文深造有得……”又说：“城东女学讲习会开办仅数月，成效斐然可观。校长杨白民君，热心教育，于此可见一斑云。”1912年4月25日，他在报上发表《城东女学国文之一斑》，按语说：“城东女学国文屡介绍于本报，昨又以数篇见示。持论奇警，说理精激，是真能发挥城东特色者。”5月17日，《太平洋报》再次刊出《城东女学国文一斑》，并刊出长诗一首。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城东女学的消息还很多，诸如《平明会》《城东女学第十次游艺大会之先声》《城东女学书画研究成绩展览会》等。李叔同也为城东女学刊登招生广告，又登出《城东女学制品出张部的广告》。
可以想见，如果李叔同继续在上海办报，他必将会一直以全力支持杨白民的办学，并给予城东女学以巨大的助益。另一方面，城东女学也以李叔同为荣。《民国日报》在1918年7月18日（即李叔同即将出家之时）报道过城东女学的音乐会，写道：“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于阴历本月二十七、八、九三日开音乐会。兹探悉，内有演奏乐器，如西洋音乐大家比都文、哈特、克莱孟脱等所著之《沙那梯尔》《沙那太》《罗思毒》等名曲，均经音乐家李叔同先生选世界名曲，编撰歌词。并有胡朴安先生编歌、刘质平先生制谱，末演惨剧《亡国恨》，中述朝鲜亡国痛苦，言文歌词，慷慨激昂，纯以乐歌为主云。”可见，李叔同与城东女学的关系实非一般。
（责任编辑 萧徐）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林蕴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一冤案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得到平反。但是，彭德怀与1955年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系却一直未得到澄清（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请见拙作《国史札记——事件篇》2008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说，高岗“有四个大区的支持”（指东北是高岗自己，华东有饶漱石，中南有林彪，西北有彭德怀），这就暗含着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当然，这个说法的第一人并不是邓小平。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批彭德怀时，就曾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7—288页）此后，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更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众所周知，1962年6月，彭德怀为了对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进行辩诬，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送了一份长达82000字的申诉书（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1993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的第681页中说：“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而正是这个涉及“高彭联盟”甚至是“彭高联盟”的部分未予收入。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将彭德怀“八万言书”中关于他与高岗交往的过程摘抄于后：
第一次是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高岗以中共中央军委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高岗在与彭谈话时，突然把话题转到彭真在东北犯错误的事，紧接着说彭真“是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国民党不会进攻，以后国民党进攻了，又幻想抵（抗）一下就会和平，这就完全陷入被动”。彭回应说：“少奇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论‘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过了一点份，有时也有一点偏。”
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