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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
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宋云彬毕竟是书生，1957年获赠一顶右派帽子，不算意外。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1950年3月，《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版载文，称殷代墓中有奴隶殉葬，致郭“大怒”，直斥对方“不懂马列主义”。郭沫若本具谦和的脾性，公开场合如此厉色，自然有其政治用意。这种用意，不用说挑战郭沫若的学术界无名小卒不知就里，哪怕如党内大儒侯外庐也常懵懵懂懂。1953年，他与毛泽东秘书、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有如下一段谈话：
一次，他找我谈话，记得胡绳同志也在场（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话题中心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先要我谈看法，我知道他主张西周封建论，和我的观点分歧甚大。……没有等我稍作说明，他就听不下去了。……陈摇头道：“你说秦始皇不属于封建帝王吗？”这几乎是用课间小学生的方式要我回答复杂的学术问题，实在恼人，于是我干脆回答：“不属于。”他听了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走得太远了！”
“你走得太远了！”——这里的“远”，当然是指侯外庐距离毛泽东的观点越来越远；而陈伯达提醒侯外庐走得太远，显然是指其政治不正确的危险性，而不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陈伯达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党内史学家的政治地位和官职，不是由其学问大小决定的，而是由其政治水平决定的。这就不奇怪，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人的官职：郭、陈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同时，郭沫若还担任历史研究所一所的所长，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历史所三所的所长是范文澜，他是延安时期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了二所的副所长，成为非党员、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副手。如果侯外庐和范文澜不太书呆子气，他们的政治仕途和学术职位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学术领域如此，主管学术的宣传部的科学卫生处，其领导人也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如胡绳（1918—2000）、于光远（1915——）。可见，建国后能够坐在学术领导岗位上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历史考验的党的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学术上也能积极紧跟毛泽东，这是他们始终处在中心位置并拥有学术上绝对话语权的首要条件。
统战对象：党外史家
正如在政治上中共有坚定可靠的盟友一样，在学术界，中共也有一大批朋友。建国以后，党内学者占据了政治和学术的中心位置，党外学者该如何安置呢？毛泽东是构筑统一战线的高手。手法飘逸灵活，也令人琢磨不透，对待同一个统战对象，他可以动用的手段方式，别人无法模仿，也不允许模仿。毛泽东与章士钊（1881—1973）的交往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毛主席对章士钊好，并不意味着党内其他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干部，过去曾是章士钊的学生，他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对章推崇备致，章士钊看了很高兴，就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对这位党内干部写的这封信却很不高兴，后来就把这位干部调出了中南海。
毛泽东的这种行事风格，不仅给党内干部和学者造成压力，而且也让被统战的对象心理紧张。除了像陈寅恪（1890…1969）这样的史学大师对政治可以无动于衷之外，党外绝大多数的学者们，与党内学者一样，同样面临着重新认识和适应形势的问题。不能认识和适应者，会很难受，甚至自毁政治前途：
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亚老”为柳亚子（1887—1958），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成为“毛润之老友”。作为新政协的座上宾，看过无数政治风云的亚老既“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实在耐人寻味：为何而“兴奋”？为何而“牢骚”？政权在握，当然有“征服者”的“兴奋”，然一旦发现不被人当做自家人，自然又“牢骚满腹”。心情不好，还会拿弱者来撒气：
同赴北京饭店，开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晤衡老、泽老、映老、初老、伯钧、卓儒、家驹、志远、辰伯、志超（辛）、光旦等十余人。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
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的：
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
如果说张申府（1893—1986）的“大病”，并不在于“革命先进”而背“沉重之包袱”，病因实在于1948年的《呼吁和平》一文；那么，王造时的“心病”则类似于柳亚子。既然作为民主人士已经拥有辉煌的资本，1949年后，就是该将资本兑换现金时候了。一大批曾经亲炙过西方政治理论的英美海归在新政协前后的表现，与本土学者毫无二致，这是为什么？恐怕还在于这时的党外学者太热衷于政治上的进取，轻视了学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学术独立性。
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这样的人，不一定有民主党派的背景，只要他是著名的学问家，就行。如此，他才能够被安置到教育、学术机构的高位上，甚至与党内的学术领导平起平坐。陈垣先生不仅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同时被任命为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他被重用的秘密，就在于他政治上的睿智。北平是1949年1月解放的，三个月之后，陈垣就发表了致胡适（1891—1962）的公开信：
胡适是他的老友，也是他学术上“直谅多闻”的诤友。胡适离开北平南下的前夕，还写信同他讨论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的问题，并说“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陈垣在信中表明，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陈垣真是懂政治的高手，对新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而超前的估计，他知道胡适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和象征意义，他也料到胡适迟早会被清算。五年后的那场人人过关式的批判胡适运动，让胡适的许多留在大陆的学生和朋友——如俞平伯（1900…1990）和顾颉刚（1893—1980）——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学术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预见。作为胡适亲密朋友却安然无恙，就在于陈垣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他从一开始就表示完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并愿意用这套新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看中的，正是陈垣身段一放到底的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具有的强烈示范效果，一大批的非党员学者诚心诚意地走上了陈垣所示范的道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此为苏联建国史最标准之教本，简要精当，得未曾有。
解放前一年，在报刊杂志上写了些国际评论性文章。当时侈谈中立外交。解放后一看，觉得愚蠢无比，全都付之一炬。点把火，比较轻而易举，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则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一炬”总算弃旧图新的象征吧。
正因为没有“革命先进”的资本，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包袱”，真诚接受思想改造，这正是新政权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而这些书呆子的真诚，无意中倒是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相应地，也保持住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尊严，由此他们获居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安全的中间地带。从这个角度讲，陈垣是识时务者，而陈寅恪则太刚性。本来这个所长职位是留给陈寅恪的，但他对马克思史观的不屑一顾，不仅使他的学术研究步履艰难，而且也铸成个人生活的悲剧。陈垣的学生、著名书法家启功（1912—2005）对此深有感触：
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价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了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还不算严重。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在党内史学大家们占据了领导位置之后，党外史家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就在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三所成立之后，大批党外著名史家也被调入，如燕京大学出身、留美归来的翁独健（1906—1986）先生，如国内传统史学方法培养出的著名学者蒙文通（1894…1968）先生，还有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甚至汪伪时期任过伪职的著名史家谢国桢（1901—1982），其他非中共党员的白寿彝（1909—2000）、韩国磐（1919—2003）、唐长孺（1911—1994）和谭其骧（1911—1992）等先生，都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
当然，能够不被边缘化的前提，进而突围靠近权力场，除了对新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还要在具体工作中像工人农民那样，服从上级领导，陈寅恪的学生、留美归来的周一良（1913—2001）先生就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思想转变：
我当时思想，就是怕分配到图书条件差的边远地区，无法从事研究。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以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了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
周先生进入新北大之后，还担任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周先生的幸运，显然与北京大学有关。像北大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还能够容纳第一流的学者，其他高等院校的领导就难得有这样的雅量，比如，周一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友王钟翰（1913—2007）就远不是那么幸运：
50年代，我的第一部结集《清代杂考》得以出版面世。自此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主观方面的特殊原因，二十年内，我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
王钟翰以为，建国以后他的不幸遭遇，与他从北大被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有关，而这一调动之所以会发生，在于他政治上的中立消极：早在30年代，大学校园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与他有过接触，他虽然讨厌国民党，但也不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民盟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张东荪（1886—1973）教授又想拉他加人民盟，他又拒绝。建国后的他学术上才刚刚起步，他实在也不具备被统战的政治价值。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他因言辞不慎被打成右派，就不仅是被边缘化了，而是整个失去了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位置。不幸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这一命运。
“弃妇”：脱党的史家们
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