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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这一命运。
“弃妇”：脱党的史家们
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党而言，叛徒是党的最大的威胁，因而受到的惩罚也最沉重。在战争年代，一些学者或信仰发生改变，或与组织无法再度取得联系，这些因各种原因脱党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党外学者。
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属于张申府。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1897—1979）、周恩来（1898—1976）和朱德（1886—1976）都是他领入党内的，可是他本人却在1924年退出了共产党。1942年他加入民盟，1948年中共在军事战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却著文《呼吁和平》。建国以后，他不仅政治上，而且也在学术上彻底边缘化了。他早年的学生赵俪生（1917—2007）先生对此有相当沉重的体会：
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
这是1987年，71岁的赵俪生在美国访问时与舒衡哲访谈时说的话。在他看来，尽管从思想上、感情上张申府都站在中共一边，但仍然无法得到原谅。原因很简单，党不能原谅一个先是退党、后又帮着国民党说过话的人。饶有趣味的是。赵俪生引用了汉朝的一首叫《弃妇》的诗，来形容张申府与中共的关系：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 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用这首诗来形容张申府对中共的态度，或许也是用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况。他用来形容其老师张申府的词——“弃妇”，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拒绝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却也“总是倾向于中共这一边”，并在抗战时期参加到中共队伍中。1939年因病赴西安治疗与党失去联系。虽然他很幸运地在解放战争时期邂逅清华老同学、此时已在军管会任职的陈其五，从而得以重返革命队伍，并进入培训干部的华北大学，结识了学校的领导范文澜、艾思奇，教授刘大年（1915—1999）、何干之（1906—1969），还得以担任艾思奇的副手。但是，离开了党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难以重新获得信任。一次偶然的顶撞领导，就让他永远失去了进入学术界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创造社时期的战友，一位激越的革命家。在胜利者即将接管旧世界的时刻，赵俪生竟然当众指责成仿吾“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三天之后，他就被调离华北大学，发往山东，赵俪生当时的感受是一“我被开除了。”这里的“开除”寓意复杂。他是觉得自己被开除出“无产阶级”的队伍了。
感到自己是“弃妇”的，还有著名诗人、美术史教授常任侠（1904…1996）。这位大学者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抗战时期已是中共的密友。不幸的是，他在1945年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的教授，1949年回国之后，他的老朋友郭沫若、吴晗（1909—1969）、徐悲鸿（1895—1953）、田汉（1898—1968）都已身居学术艺术界的高职，他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当获悉自己只是被聘为专任教授而没有官职时，他在日记中记道：“贫农又变为雇农矣。”如果说失落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官位，那倒也不难化解，因为常任侠骨子里还是学者，更难挨的是政治上的不信任，反复地被要求听取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辅导报告，那无疑是在反复提醒他，你已是一个新时代的落伍者！不仅思想上，而且组织上落伍，而双重的落伍者，连被统战的资格也没有，剩下的，只能是去做向隅而泣的“弃妇”。
（责任编辑 萧徐）
《观察》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李 钧
引子：通货的气球到底能膨胀到多大？
既然生活在“地球村”，就不能不关注“村”里的事。08年大事不少，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却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其官方2008年7月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大大低于纸的价值；无奈之下，津巴布韦于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但1000亿津元还不够买一个面包或支付一天的公交车费。所以一些津巴布韦人士要求发行面额更高的钞票。有报道称，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8亿津元。我深深祈愿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能降温，因为这实在不是“笑谈”——那里的人民一定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
1000亿元该是世界上面额最大的钞票了吧？不！这个世界纪录要归匈牙利，这个国家在1946年6月3日发行过面额为1；000；000；000；一000；000；000；000帕戈（100 quintillion，10的21次方，十万亿亿）的钞票。排在第二位的是前南斯拉夫曾发行过五千亿“戴纳”的钞票。这样说来，津巴布韦的千亿元面钞只能排在第三位。
至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的18次方，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的13次方（十万亿）。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一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1923年9月的1000马克、10月1日的2000马克、10月15日的12万马克、10月29日的100万马克、11月9日的500万马克、11月17日的7000万马克。在1923年底，200000000（两亿）马克只够买一个面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这该是何等惶恐的日子呀！
中国虽然没有创造这样的“世界之最”，但相关数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中国面额最大的钞票是一张面值六十亿元的纸币，那是1949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的新疆省银行发行的……关于中国在1946…1949年的通货膨胀，坊间有着种种的传说，比如扛一麻袋金元券去理发等等。但作为一个研究者，不能以此为据。恰好，储安平主编的《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大体上处于这一时期，它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是如何全面崩盘的——这似乎也是一个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注脚吧。
《观察》“售价”两年飙升1800倍
《观察》是194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上接三十年代的《新月》，下启五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中国》，使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得以传承；是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标本。
《观察》由储安平主编，创刊于1946年9月1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创刊号每份售价500元。由于由“全国第一流学者教授专家六十余人执笔”，又由于抱着“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办刊宗旨，文章观点犀利，涉及政治、经济、时事、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不啻为中国社会的风向标，因而深受读者喜爱。但是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却构成了强大压力。至1948年8月第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合刊时，售价已涨至350000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售价又在半年里飞涨20倍。最终因违禁而在1948年12月24日停刊，算下来，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售价飞涨了1800倍。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其售价飞涨的速度：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抛去已贬值的部分，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观察》第五卷第一期的售价折合旧法币是450；000元，而第五卷十六期时折合成旧法币至少是9000；000元法币，也就是说，其“售价”是初创刊时售价的1800倍。
其实，《观察》在1948年冬停刊，还没有赶上金元券贬值最严重的时候。据历史研究，自金元券发行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如果《观察》不停刊，其售价将会飚升到一个何等地步呢？！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封，同人被捕，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后停刊。其实此前储安平已预感到《观察》有被查封的危险，他在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中指出：南京《新民报》已被“永久停刊”，政府不久即会指向《观察》及“真理社”这样的自由主义团体与报刊的。
《观察》1949年11月1日复刊，编辑部迁至北京，改为半月刊，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次复刊是自1949年5月起就开始运筹谋划的。由于蒋介石政权的败局已定，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因而储安平对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政权深感钦佩。储安平向中共提出复刊请求，经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促成，周恩来批示，《观察》终于在北京重新面世。复刊后的《观察》的售价在半年里一度增至初始价的六倍，但随即回落。这从一方面表现出新政权对物价的稳定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此时的《观察》从作者到文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刊号“本社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写道：“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这种革命话语恐怕绝非出自储安平之手。《观察》第六卷第二期（1949。11。16）开始增设“社论”，这一期上的社论是《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等，让人觉得它已变成了一份“革命刊物”。另外，这一期上还有费孝通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等文章，已初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声。果然，第六卷第六期（1950。1。16）就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费孝通的《什么叫搞通了思想》等文章。不仅如此，早在第六卷第四期（1949。12。16）就开设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刊有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另有编辑部文章《斯大林的生平》、郭沫若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的诗写到：“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此时的《观察》已不再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而变成了新政权的一面战旗，一面战鼓，一只号角。至1950年5月16日，《观察》出至第六卷第十四期，在封二上发表“改组声明”：“《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
《观察》的稿费及印张的增减
《观察》的稿费在三年里有过十余次提高，单从数额上看，共提高了近百倍。其中的主要原因绝非杂志高盈利的回报，不过是物价飞涨而随行就市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其稿费的提高速率却远远低于其售价的提高速率。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稿酬了吧！可叹的是，这些稿酬连能否让作者借以糊口都谈不上，更难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参考指数。
面对困难，《观察》可以说做到了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一方面是开源。杂志广告渐少，就只有一再提高售价。另一方面是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