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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另外希望定户能寄还信袋，以便再利用。于此同时，杂志停止赠阅以减少开支；原来执行的“文到即付”稿费支付法也暂停……可见其运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为了缩减开支，《观察》还通过减少印张来维持。实际上，《观察》自创刊起，纸张质量就远不如《新月》那样精美。但是套红、彩印、制图等技术的运用还是显示了十余年间的印刷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节约开支，《观察》不得不将其印张由24页压至20页（第三卷第十八期，1947。12。27），再减到16页（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12页（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8。7。31）的最低印张——还不及其最盛时期的一半印张。在《观察》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取消套色彩印，大量减少图片，以缩减制版费；及至最后阶段，杂志不得不取消了精印的封面（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印刷用纸降低为粗糙的再生纸，纸张上时有残存的字迹隐现……如果有人曾浏览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只有在抗战最严峻的1940年前后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中曾使用过类似劣等的纸张。
《观察》对于经济危机的文字记载
处于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观察》自然会多有抨击之声。
首先是读者来信反映了平民的抱怨。《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1947。11。18）载读者来信《白报纸的浪费》，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旧报纸的人，拿去作为包花生米等用。听说一张整张而不破碎的旧报纸，即值四五百元。”一张报纸的“废品收购价”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足见其货币贬值的程度。第三卷第十四期（1947。11。29）载北平读者赵质君来信说：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贵妇人以七亿五千万元购买一貂皮大衣，开出三张支票。而赵质君的月薪刚上调至一百五十万元。要想买此大衣，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凑足。感叹严寒袭来，穷人衣何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1948。1。24）刊登《观察文摘》，其中有陆志韦的《今年的起码希望》，称当时的棒子面一万块钱一斤……从中不难看出民生的艰难。
其实抱怨物价飞涨的不仅是平民和小职员，即使大学教授这样的精英人群，也叫苦不迭。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载署名“光·谟”的《读者投书：武大两教授病逝》，文章写道：“编者先生：武大真不幸，最近连死了两个教授。一个是工学院的刘树桢教授，因为心脏病死于武大医院，临死时家里仅留有二十多万国币，但刘教授家里还留有一妻一儿二女，都是亟待救济的。假如不是武大师生的捐助，恐怕刘教授要光身人士。可怜！可痛！……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国宝人师，是多么令人尊敬，令人重视呵！可是时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没有穷学生们的捐助，便会光身入土，这个世界太惨酷了！中国人心太毒辣了！……唉！这是谁在作孽，谁的罪恶？”与上文联系，如果一万国币一斤棒子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刘树桢教授死时，家里只有二十斤棒子面。随后，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在《一颗微妙的心》（《观察》第四卷第七期，1948。4。10）中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千八百元值一斤二两金子，而到了1948年，一斤二两金子只能买十来捆柴。第四卷第十八期（1948。6。26）又有武汉大学教授刘涤源的《物价狂涨！物价狂涨》一文；第四卷第十九期（1948。7。3）报道各地抢米风潮刮起；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载笪移今的《物价涨风的新阶段》……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说是“怨声载道”啦。
在艰难的时事中，创办一种严肃杂志无疑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的。《观察》在创刊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创刊号刊发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指出了这种困境：“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敞，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之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但是，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充分显示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
令人感佩的是，《观察》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发行量直线攀升。储安平在《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1948。2。7）中说，《观察》杂志第一卷的销量是八千份，第二卷是一万六千份，第三卷是二万四千份。《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则指出，开支在半年里上涨20倍，售价上涨13倍，但第四卷的销量却由24000份提高到50000份，其中固定的定户有16086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推出了“观察丛书”，包括：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潘光旦《政治学罪言》、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费孝通《乡土建设》和《乡土中国》、塔塔木林《红毛长谈》、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储安平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办刊的过程中深知胡适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含义，因此他特别注重交往与沟通。但是在强大的经济危机和国忧民瘼面前，储安平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11。6）上，发表了著名的《一场烂污》一文，谈到金元券在70天里打了个对折，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令国人大失所望，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连最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愤怒起来的时候，这个政权注定要覆灭了。——历史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观察》是一面观察历史的镜子
通观《观察》“身价”的外部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
首先，经济危机是政府塌台的前兆。无论是一战后的德国，还是1949年的国民政府，其通货膨胀都是因为长期的兵燹战乱、穷兵黩武。何况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从未在政治、军事上真正统一过，因此币制也就混乱。40年代末，在解放区流通有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国统区有法币、东北流通券与金元券。各地为支付军费开支而无节制地印发纸币，其通货的混乱与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经济危机之中受害最大的是民生。一般来说，当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政府应当通过减免税收、平抑物价、提高就业等措施使人民得以生存，但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国民政府，根本来不及实施有效措施挽救民生，相反却漫无休止地增加苛捐杂税，以至坊间戏称“民国万税”，林语堂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余屁无捐”。这也就难怪储安平做出了“一场烂污”的断语。这样的政府不塌台，真是天理不容。
其次，通货膨胀多与战乱有关，而《观察》认为“战争无正义”。《观察》与自由主义一样，适于和平建设，每遇到极权当道或战乱频仍，则无用武之地，正如丁文江所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观察》恰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中，其式微与停刊是必然的事，似乎并非最值得可惜的事。不过《观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论述，比如关于“战争无正义”的判断，至今值得人们深思。这里不妨援引《观察》主要作者杨人楩《内战论》（《观察》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里的一段话：“战争是集体的犯罪，内战尤然。……一、生命的伤害——伤亡、疠疫，与屠杀；二、物质的毁灭；三、经济的崩溃；四、人权遭受蹂躏（贤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权）；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堕落。有些史学家认为战争有沟通文化的功用；内战却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是发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堕落是无形的损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断丧元气的损害。参加内战的一方，为着要克服其敌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虚伪、欺骗、阴谋，甚至有丧失人性的残暴。处于夹攻中的人民，为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准，以期逃过炮火与猜疑的二重威胁。人生态度非流于厌世与玩世，便是投机取巧以苟活，敢于坚持一己的操守而与现实斗争的，定是少数中的少数。内战时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纵非全是坏人，却可能是些懦夫与乡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切战争的确都是人类的内战，而所有内战都不曾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双方许下的诺言都难以兑现。文章的观点可能值得辩证，但是却符合中国传统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值得人们三思。
再次，《观察》停刊的最终原因是国民政府舆论一律、禁止言论自由的极权统治。《观察》中许多文章涉及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对国民政府取缔民盟、镇压大学生干政，对民主选举、教育改革、币制改革等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观察》是一个揭丑的媒体，所以不能见容于国民政府；当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再也不能保留这个装饰性的杂志，直接对这个自由之声进行了封杀。孰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国人“道路以目”的时候，也正是火山爆发的时刻。极权统治者以封杀舆论的方式阻遏人民发声，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思想是无法扼杀的，正所谓愚民者自愚，古往今来哪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政府不都在加速自己灭亡？！
第四，中国自由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自由主义思想自严复引入，胡适将其发扬光大，罗隆基、储安平接续，乃至雷震在台湾赓续，一直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下。在既缺乏法律保障、自由经济与和平环境，又处于左右两股势力双向夹击的情形下，自由主义者偏偏左右开弓，导致左右失源；其精英主义性质也使他们缺少群众基础，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因而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正如李泽厚所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思想史》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自由主义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湮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美＇德里格：《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7…378页。）“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