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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①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1 期。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 页。
①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2 期。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 月29 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 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①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9 页。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 页。
③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99 页。④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 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①。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 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①。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② 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 页。
② 《辛亥革命》第1 册，第239 页。
第十五章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䜣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䜣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 页。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