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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316 页。④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4—195 页。⑤ 《在中国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1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163 页。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步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②最终是要说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进化论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八至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经验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和机械的。例如，他接受了当时细胞学说方面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于是认为细胞——“生元”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精微神妙的东西，将其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机体”①，这就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因为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经验论在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上始终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终在论述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含混和动摇，可以说他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于1918 年写《建国方略》时，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党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是由于中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之说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寻求认识论的武器，冲破了宋明理学家以神秘的内心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和伦理原则，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②，反映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人获得知识必须经过“行而后知”
的阶段，肯定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高度重视“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前提和进步的原因。对于知行关系，他作过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①把人类的知识进步看成行知相长过程。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和知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②。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③。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②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56 页。
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3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0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9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200 页。③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66 页。
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践”，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不知而行” 和“知而后行”的阶段。孙中山把“行”与“知”机械地分割开来，亦难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论错误。于是有时强调“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阶段；有时又夸大“知”的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①，表现出混乱和自相矛盾。
由于孙中山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倾向，所以不能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念贯彻始终。他一方面认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②，一方面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追随者，这既源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倾向，也有阶级的偏见。孙中山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观察历史，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草昧进于文明的自然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光明进步，并认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符合规律的行为。他从地球的形成、物种的进化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强调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而且这种趋势不是来自“天意”和人们的“心力”，而在于社会本身。因而进步和革命的事业虽然有时遭到挫败，但最终会得到成功。
然而，社会历史现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现象，它贯穿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孙中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观点却不能说全然科学。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③，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曾解释“民生”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①，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求。这表明孙中山具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因、力图用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说明历史发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孙中山又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看到了生产斗争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却没有看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归结为人类求生欲望的主观领域之中。尤其是他强调“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②，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③，是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④，明显地脱离了人的社会性。他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的“互助之体”或“人之积”，把民族思想说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孙中山未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
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59 页。②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8 页。
③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5、371 页。①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55 页。
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 页。③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9 页。
④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6 页。第二节史地之学和考古学清中叶的稽古之学，在乾嘉学风和“盛世”表象的笼罩下，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校勘前史文句，订正或补充前史所载史料，以及编纂方志、谱牒诸方面，史地之学虽有发展但缺乏创造性开拓， 倾向于“内”（在原有史著之内和中原之内）的“毛举细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史地学家的视野逐步开扩，其思想观点、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部分人首先从考校补正前史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当代史地、边疆史地、乃至世界史地一时成为风气。若干与当代政权直接联系的课题，如明末清初史，也有人加以研究。
近代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阶段。在直至维新运动时期的第一阶段内，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在史著的观点和体例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突破传统的形式，作为史学家灵魂的社会历史观，还没有达到完全崭新的高度，所以第一阶段的史学，只能说是传统史学的终结与改革，它孕育着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萌芽，但还不是新史学本身。
龚自珍、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地著作龚自珍和魏源都受到今文经学的巨大影响，因而都曾运用《公羊传》的“三世说”，表达他们变易的社会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已是处于“衰世”或曰“末世”，只有改革才能自救。他们的史学就是为改革服务的史学。
龚自珍在史学理论上有一定建树。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即主张通过历史研究了解社会变化之道，这就是治史的最高目的。为此，他对治史的方法提出较高的要求，认为史学家不仅要记录史事和评判是非善恶，必须“善入”和“善出”。“善入”就是要深入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的深层；“善出”即是“出乎史，入乎道”①，了解其所以然，并把握社会变化的规律。他还认为学术与治理密切相关，“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②，尤其强调史学有关于国家的盛衰存亡，因为它在培育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造就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③，以证明史学的巨大功用。为了发展史学，他提出了“史之才”的标准：“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认为那些媚于当道，求宠求禄，“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的人，是无论如何算不上“史之才”④、无法胜任史职的。
龚自珍的史学著作不多，代表作是《蒙古图志》，为图28、表18、志12，表、志之前都有序文。梁启超称之为“深通史裁之作品”⑤。另有《北路① 《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1 页。
②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③ 《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 页。
④ 《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8—29 页。
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2 页。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注重西北边疆问题，是历史、地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之作。梁启超称其“言新疆事颇中窾要”，而且40 余年后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措施正如龚自珍当年所言。
魏源虽然也和龚自珍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三世”循环论的束缚，但却强烈地反对复古。他说，“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批判留恋古昔、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认为新陈代谢是必然之势，所以“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①，把社会历史看成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因而“天地”、“祖宗”、“圣人”都“必当自变”②。他高度重视史学家的修养，强调史学家必须树立历史客观性的观念，要尽力占有历史资料，并注意从中探寻出历史规律——“道”，不媚不诬，努力做到“于局中而具局外之识”③，以使史学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魏源的史学著作很多，主要有《明代食兵二政录》（道光七年，1837）、《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 成书）、《海国图志》（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分别成于道光二十二、二十七年，咸丰二年，1842、1847、1852）和《元史新编》（咸丰二年，1853 成书）。《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的当代史著作。前书采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清朝历代武功，诸如清初建国，消灭明朝政权，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准噶尔、厄鲁特、回疆、西藏等处，清皇朝与俄国、朝鲜、缅甸、越南的关系，镇压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以及统一台湾等重大事件。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既以皇朝政权的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