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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庑魅辏�1906）英国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 箱， 艺术品5 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 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 Grumw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6 箱，勒柯克（Albert Vonlecog）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1914 年运走古物397 箱。俄国人柯兹洛夫（P。Ko 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 到1925 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n Andrews）于二十世纪初5 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 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 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小说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1866—1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 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 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考据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书中文字互相释证，取他族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点、方法与固有材料参互考证，认为古文字学、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为表里，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与囿于经书、稽古钩沉的乾嘉考据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因而王国维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王国维“反经信古”、“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还停留于形式逻辑阶段，严格地说仍是“考史”而非“论史”，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虽然为后之史学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情形。有关研究依然有待后之研究者继续开拓前进。
第十七章文学、艺术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诗文龚自珍、魏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龚自珍的政论文大多针对时弊而作，见解精辟，文笔曲折多变。他敢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已极的封建官僚体系，进行嘲讽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并认为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还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学士书》说：“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里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隐》写出了作者对社会巨变的预感，并肯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变动，他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的记叙文也写得很出色，如《病梅馆记》。通过园艺工人受文人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变成病态的事发表议论，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才迫害的不满和热切向往使人才自由发展的思想。于生动的记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驾驭文字的艺术才能。
龚自珍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精神，打破了清中叶以来，文坛上长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现存的600 多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他30 多岁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既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蕴藏着强烈的激情。如他在道光五年（1825）写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题为咏史，实则对当时文士低靡庸俗风气非常愤懑。在《己亥杂诗》里，他期望“风雷”来临，以打破封建统治下的沉闷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苦难深表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上也独具特点，他的很多诗，都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挑战和对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创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作品里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善于运用比兴，又能驾驭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过繁，或含蓄曲折过甚，或过于古奥，因而不免艰深晦涩。
魏源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影响较大，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形式写诗，称“仿白香山体”，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现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忧时忧国的思想感情。他还有一些描写山水抒情言怀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诗集》、《清夜斋诗稿》。
林则徐（1785—1859）也写有许多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鸦片战争和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诗风凄婉苍凉。如《出嘉峪关感赋》写雄关之壮伟，颇有特色：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 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此外，还有嘉庆道光间的著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0），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曾任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南康府知府。后辞官归家，过隐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诗集》、《国朝诗人征略》。
张维屏晚年家居时，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歌颂广东人民英勇抗敌的优秀诗篇。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前者讴歌了广东三元里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的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后者赞美了三位抗敌殉国的英雄将领。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张际亮（1799—1843）、贝青乔（1810—1863）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桐城派、宋诗运动及其他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开始产生，并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腐败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①。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