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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 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 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 年第1 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 年第5期）。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 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 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高潮。
关于近代前80 年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献也很丰富，在这一卷里不可能都写到，只能论述主要的，虽不完备，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轮廓。乙编综述第一章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节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 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 箱（每箱约100或120 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 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 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 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 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 年7 月—1838 年6 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 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 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 万英镑，入超250 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7 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 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 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 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 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败，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 年6 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 “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