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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 年8 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 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 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 年4 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 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 9 月26 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00人与英军激战6 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0 月1 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 月10 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 月13 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 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首不计外，俘虏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75 页。
敌人183 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0 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 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 年2 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发至此，历时4 个多月。二十九日（3 月10 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 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①。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国军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 月29 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腐败，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① 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 册，第702 页。
②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第190 页。第三节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 万元，其中鸦片费600 万元，商欠300 万元，军费1200 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 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 年7 月22 日）、八月十五日（10 月6 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国军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 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 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 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 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 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 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页。第四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 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