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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诮鞅环嵴瓴磺尤菥鸵濉Ｌ骄嗖吭谔炀┫萋浜螅栽诖蠼媳奔绦岢治渥岸氛＝咸骄嗖坑谕挝迥辏�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发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 年，攻克600 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① 《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第一节外国的经济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 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 名，美国人8 名，法国人12 名，德国人11 名，其他国家人4 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 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 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 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 页。
②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68—1169 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 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 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 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 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 页。
第二节洋务派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䜣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䜣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①。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2 册，第30 页。
第三节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 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 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 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6 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