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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 年5 月25 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①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 年10 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① 《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 年7 月15 日）。
② 《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 册，第203 页。
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 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陆。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 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 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0 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 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①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首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0000 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000 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 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 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 年7 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 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 年3 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1600 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 年3 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1600 万英镑。这3 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0000 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0000 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 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0 家，激增至933 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0 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5 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 年略减为94。6‰①。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05 页。① 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 页。
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000 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 年6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 月8 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 年3 月6 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 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 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 月27 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 月7 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 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 年6 月20 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 年3 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 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 年11 月16 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 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围。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 月11 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 月9 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 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 月1 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 年4 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十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第一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 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 多万元①。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 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