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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①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②。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① 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6 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 册，第86 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③。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 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45—152 页。第十二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一节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 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4 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684 页。
②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 号，第19 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腐败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 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专制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①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01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16 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 年4 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 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