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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②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 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 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 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小说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陆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高潮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小说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小说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0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超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此后，①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 页。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 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00 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0 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09 年10 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发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附表：清世系表第十五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第一节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 年3 月13 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 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 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 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 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 年6 月14 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专制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 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 年8 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 年底到1913 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1913 年3 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 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 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 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 年6 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 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