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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00 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 卷，收曾国藩等60 余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辽宁刻本；又续编6 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10 余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75 页。
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1932 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 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 卷、巡抚年表4 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1980 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1985 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1 科取中的51624 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 科，进士9980 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经世文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193篇，作者450 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 纲65 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1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1 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1851）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共519 篇，其中有33 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 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 纲63 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1301 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6 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 年（1820—1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1 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1989篇。作者达538 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高潮。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皇朝经世文三编》，80 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本书为葛氏《续编》之续编，故称三编。所收为葛氏《续编》以后十年间（1888—1897）的文章，共639 篇，有些是外国人写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又名《新增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72 卷，甘韩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 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 篇。
《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 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 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 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 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165 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 月29 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