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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刚好正在做违背自己初衷的事情——它正在摧毁一种能力——以信念来造就品德的能力。
那么，人们是否能让逝去的品德复生呢？亨特认为这太难，因为当代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想具有品德但却不想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向往强有力的道德但却不想有任何犯罪感和羞愧感的负担；我们欲拥有德性但却不想有永远不能违背的道德证明；我们欲从善但却认为没有必要去命名恶；我们想更高尚，但却不想服从任何权威。我们追求一个对个人自由没有任何限制的道德社会，一句话，我们想要一个按照自己的期望所根本不可能拥有的社会。”（James D．Hunter2000，XV）
亨特站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十字路口上哭泣。面对当代美国社会深刻的道德和价值危机，他试图为道德寻求一个稳定不变的、共同的、普遍的和神圣的信仰基础，以为只有如此，品德才能得以培养。面对流动的社会和多元的自我，以及被资本和利益腐蚀得不再有神圣信仰的当代美国人，他似乎有理由哭泣。
然而，黄昏给人的不仅仅是伤感，也有对黎明的期待。旧的品德去了，新的品德还会再来，比宣布“品德的死亡”更艰难的是价值和品德的重建，甚至宣布品德死亡本身的目的也不是要摧毁人们的道德精神，而是要让它重振，今天的美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品德呢？这些品德的信仰根基又是什么呢？品德应当如何复生呢？亨特似乎难以给出答案，但他仍旧在努力寻找。
从哈佛教育研究院楼道挂着的照片中，我分明看出许多人都在同亨特一样努力着，对善良品德充满期待。他们都是曾为这里捐款助学的人，其中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教育研究院前任和现任院长以及其他人士。“大学必须使自身迅速地适应人们品德方面有意义的变化。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永远是一面忠诚的镜子，鲜明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品德。”这是1869~1909年在哈佛任了40年校长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他十分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们品德的意义。现任的哈佛教育研究院院长杰罗姆·墨菲这样教导学生：“我一直都认为，想获得财富的年轻人应当成为教育家。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为他人服务。”一刘老夫妻也这样写道：“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一块墓碑：‘我以往花费的，我曾经拥有的；我已经保留住的，我已经失去的；我所给予的，我现在拥有的。’当我们为教育作出贡献时——这是对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推动力——我们拥有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玛丽教授的课也让人意识到道德教育在品德复生中的作用和意义。我想，她向自己的学生——美国社会未来的道德教育工作者推荐亨特的这本书用心良苦，饱含着她对这些莘莘学子和重建美国人品德的殷殷期待。
（james Dahson Huntrr：The Death ofCharacmr__Moral Educmwn in an AgeWithout Good Or Evil． A Member Of thePeneus Books Group，2000．）
评
京派、海派本是京剧界的称谓，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被借来指称文学流派。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界关于京派海派的研究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现在，杨义著、郭晓鸿辑图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又以深刻的悟性、审美的灵气与文图互动的新颖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展了学术空间。
这部书的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和审美形态》，是杨义两年前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杨义作为早已是博士生导师的知名学者，去申请博士学位，当时在报端网上炒得好不热闹。风波平静之后，这篇博士论文的出版，倒可以让我们领略一下在学术上总是能够使人耳目一新的杨义又有哪些新的创造。
近几年来，杨义一直提倡“大文学观”。他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以信息技术为强大的工具性驱动力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文学需要在文化中认定自己的身份、价值、多样性存在的可能以及在未来的形态和命运，文学——文化的综合研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这就要求在兼容“杂文学观”的博识和“纯文学观”的精审的基础上，在新的智慧高度和整体性力度上形成“大文学观”。具体到京派与海派的研究中，这种开放性的“大文学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北京作为五朝故都、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第一埠，二者不同的历史人文资源及其孵化出来的价值观念、人生趣味、审美形态和艺术流派等，探寻京派海派的文化根源。如京派作家在陶潜到晚唐李商隐，再到晚明公安派身上，建立自己的文学史精神系统，与此同时，也以开放的眼光扫视古希腊神话，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曼斯菲尔德，俄国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宽容和从容地从中寻找切合自己个性的东西；海派则主要向西方看齐，饥不择食地追随西方文学的先锋派，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帕索斯、显尼志勒、法国后期象征诗派与日本新感觉派等。二是从生命哲学或生命诗学的视角出发，考察在京沪两地的大人文环境中，不同时代、不同知识群体和不同作家的相互呼应、又各自有别的文化趣味选择和文学生命创造，展示出流派的层面性、流动性及其在时代变迁的作用下的命运。如京派作家中，沈从文除了与废名相似的宁静和谐的田园风味之外，还乐于从蛮荒僻野的边地探询初民文化的神性幽秘和原始人性的粗犷雄强，超越了废名作品境界的枯涩和偏窄。芦焚早年的作品则不像沈从文那样从古井中汲取清泉，而是以讽刺与谴责的笔触描写“血泡泪渍的农村大泥坑”。海派中，既有鸳鸯蝴蝶派衍变为现代都市通俗文学层面，也有现代派的先锋性探索，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张资平、章克标等代表的媚俗文学层面。现代派作家中，同样以新异的笔触表现浮躁骚乱、喧嚣摇荡的畸形洋场与醉狂心理，刘呐鸥出之以乐天的心态，施蛰存出之以心理分析的目光，穆时英则怀有危机的心态和死亡的意识。三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辨析文学流派的多样同异性，认定其多元合理性。如新感觉派与京派不同的感觉观：前者把感觉推崇到本体论的位置，注重其瞬间性、变幻性、奇异性、破碎性，而后者则侧重回忆性、自然性、联系性；再如京派海派相异的颜色学：沈从文的颜色世界丰富多彩，但其基调是宁静的翠绿，上海现代派则追逐现代都市风景线上灯红酒绿、瞬息万变的光潮。又如京派作家艺术风格的发展是迂缓的，有若农村中平缓的溪流，上海现代派作家艺术风格的发展则是急速的，有若大都市中熙熙攘攘的车潮人流。“它们的遇合点只是片段的音符，它们的歧异点在于整个旋律。”
杨义着力于探索京派海派的文化因缘，对其进行历史流脉的梳理、精神文化的溯源与精神特质的认定，因为在他看来，“在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中，凝聚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等基本矛盾。它们一个荡漾着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流风遗韵，精致典雅；一个奔腾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先锋潮流，时尚新奇。京海之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文化间发生的激烈碰撞的缩影。可以说，京派和海派既代表着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也体现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度不同、深度不同的文化策略和选择姿态。”（《前言》）由此可见，他对京派海派这一文学史现象的文化关注，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作为背景的，蕴涵着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他在论文的《结语》里引申出的三个根本性的命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一）如何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优劣芜杂而又博大精深的本土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深度的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二）如何对世界经典性文化智慧和现代性文化思潮，进行开阔的、精进的、又富有主体性选择的借鉴和消化；（三）如何在承传和更新自身文化血脉及输入而转化外国文化精华中，建立一种新的与中华文化全面振兴相适应的视野、胸襟、魄力和实践理性，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的良性生态系统，建立一种具有大国风度和现代意识的文化创新机制和体系。”
在进行文化探源时，杨义丝毫没有忽略京派与海派的文学属性，他注意从“文化基因”出发把握色彩缤纷的审美形态，以敏锐的感悟辨析丰富多样的审美个性，丝丝人扣地晶评各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功能，就连论文的表述都不时流露出鲜灵婉妙的艺术韵味。如第六章《京师学府中的“乡下人”眼光》开篇，说京派和海派作家以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趋向去分别描写农村中的“农村”、都市中的“都市”，“他们各自以乡村或洋场的人心人事作曲，京派作家截取乡村的翠竹制成笛子，手指也许还带点竹木草泥的味儿，便斯斯文文地吹送出优雅淡远的田园牧歌来。上海现代派则拿过夜总会上的吉他，手指已经套上金属假甲，便手舞足蹈地弹奏出都市狂想曲。”整篇论文文笔如行云流水，充满了灵动之气，迥异于通常所见的学院气十足的学位论文。这种文风固然有赖于作者能够操使多副笔墨，更为重要的还是他所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实一通—化”的学术思路，即在历史还原的前提下求得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加以贯通而达到化境。现在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流行着一种通病，即从某种先验的观念（经典的理论或时髦的观念）出发，套用现成的方法模式（传统的或舶来品），去对象中寻找例证，论文作得貌似体系“严整”，实则空洞无物。这样写出来的一些文学史论文，对史料没有新的发现，对作家作品没有会心的感悟，勉强归纳或演绎出来的结论恐怕谈不上学术建树，论文缺乏学术个性，文字上也佶屈聱牙，很难说有什么学术生命力。
图志本是《京派海派综论》的又一特征。中国古代曾有指称地方志的“图志”，三十年代郑振铎也曾出版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是，不是仅仅把图作为史的衬托，而是从书刊的装帧插图这一特殊的视角看取作家或显或隐的心灵世界，看取民族命运和中西文化冲突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骚动，构建以图出史、以史统图、图文互动的文学图志这种文学史形式，则应该说是杨义的创造。1995年初，杨义创意并主笔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率先由台湾业强出版社推出，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略有增益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后来此书又收人人民出版社的《杨义文存》。此书一经问世，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颇引起了一阵轰动。此后的文学史、文化史等著作中引进了这种图志形式，不能不说杨义有开风气之先之功。杨义在《楚辞诗学》与《李杜诗学》中用大量插图参与诗学建构之后，又回过头来在这一现代文学新著中再次运用这一形式。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的编撰还在于文学史的创新，那么《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就是在文学史的基础上，把眼光放得更为广阔，目光所及已经不再限于文学史，而是关注到整个文化史。我一向提倡‘大文学观’或‘大文化观’，这也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他在上编注重学理探究的同时，选用作家照片、文学作品的封面、插图及当时文学现象相关的一些图画，来见证学理，并增添意趣。如《引言》中（第25页）将《文学季刊》第二期与《现代》杂志四卷四期封面画并列，前者是古朴静穆的古代画像，后者则是一双黑手夹击中的时髦女郎，京派与海派的差异一目了然。第三章《京派、海派的概念轨迹及其渊源》中（第51页），选择了位居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两幅图：一幅是北京《立言画刊》第232期上的《宇宙锋》剧照，梅兰芳“妆容严整，明艳照人，俨然大家闺秀”；另一幅则是上海《中国漫画》第9期狂想专号的“乐而不淫”，梅兰芳“穿着比基尼载歌载舞，好像是百乐门舞厅的时髦女郎”。同一人物在不同观照下竟有如此大的反差，京沪二城文化之异趣可见一斑。
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沪刊物上选录四百余幅漫画，多侧面、多层次地呈现出京沪两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及人生景观。“人物画廊”里有形形色色的老北京人物，诸如：清早遛鸟者，品茗、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