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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的土地永远都是那样炎热、潮湿。那片土地给过杜拉斯的，只是因欺骗和伤害所扭曲的生活。然而毕竟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上，她度过了自己最为敏感的少女时代。这样的经历，也终使她成为此后的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当她有能力在纸上重构从前，杜拉斯把所有的不快推到了繁殖和腐败能力都极其强大的热带，召唤出—个风度翩翩的富家子弟，定义他对她无限的迷恋，来安抚自己被那严酷的土地所伤害的情感。
所以，杜拉斯笔下的男人最明显的气质是热带土地的特征，他除了性爱的能力、除了他父亲给他的钱之外一无所长。他是那样狂热地爱恋着她，甚至为了她向他那不可逆忤的父亲要求推迟婚期。他像爱一个孩子那样爱她。难道我们应该按照杜拉斯暗示的那样，把这些都读解为一个一事无成的成年男人，因为她的许可和她陈述的那些凌乱缘由而产生的对一个白人女孩子的爱慕情绪吗？那是对于土地和家庭从未提供的情感的渴望啊。那是矛盾重重的隐秘情感，因为不曾间断的伤害阻止了表白，所以杜拉斯将少女对这男人的感觉解释为成长在热带极早萌芽的欲念，借此将男人设定为少女满足欲念的工具和媒介，他可能是任何男人之中的一个，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同时被消解。忧虑被隐藏起来了：欲念显然比情感渴求更为容易满足和把握，在欲念的掩护之下，情感渴求若隐若现，但不再成为伤害的缘由了。
可是少女在男人身上收获的不只是欲念的满足。他听她倾诉，仿佛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沟通的障碍；他宠爱她，好像宠爱一个孩子。杜拉斯还反复描述他的恐惧，他毫无缘由的害怕，他经常的哭泣……在听凭调遣的文字中，杜拉斯所欲求的自身的强硬显现出来；而在导演阿诺的镜头里，那男人却高大挺拔，不止于是性感。形象完美的男女主角通过影像层面上的吸引力把情爱张扬得理所当然，我们于是不再关注经典爱情之外杜拉斯的微妙心态。即使有她的大哥对于他的威胁、她自己曾经为她和他的关系遭到周围那些人的冷遇，他们仍然对此视而不见，陶醉在对彼此身体的迷恋中。这些似乎更加接近作为作家的杜拉斯的想象，那些层次分明的想象使我们很容易相信了湄公河畔的那个男人，相信他的确的存在。
不受任何权力支配的欲望是否存在，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对于男人和少女来说，那些私下里，在热带喧哗的街道旁边阴暗的屋子里曾经有过的热情，似乎是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但是终究还是要面对其他的人，少女的母亲，哥哥们，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他们的失败要经由男人提供的金钱来挽救。男人请他们上餐馆，请他们来到那些他们或许应该来却没有支付能力的场所。然后，被他们羞辱。似乎在人种之间的象征权力落差需要经济实力的落差来加以平衡；少女对此即使有感觉也必须表现得无动于衷，在殖民地里即使像男人这样有大量财产的家庭和白人也有天然的鸿沟，也是卑微的；从白人们的眼里看来，少女和男人是在进行一种古老的交换，她的身体为她的家庭换取了偿付债务和回家的旅费。当她的母亲和她说起男人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倍受生活折磨的脸上出现了平静的表情。事实上的交易迷失了他们关系的本质，少女对此无话可说，要等时间来辩解，等到多年以后——此刻只是男人在金钱方面的格外大方安抚了他们的不安，使得少女的行为不至于沉沦为单纯的交易，使得她不至于是仅仅被玩弄，就像她的母亲对于这片土地的全心投人，为欺骗和毫无回报的结果所戏弄。
即使这样以单纯身体本能启动的关系后来这样被置于交换逻辑的笼罩之下，男人的无力感似乎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对于他和少女之间关系的不确定。那些仅仅是他和她之间的下午、那些时刻，以及全无遮蔽的身体，和眼前这少女有关系吗？少女在餐厅和舞厅里刻意对男人不加理睬的表情和行为虚化了那些事件和时间，就像男人在欧洲一事无成的游荡，被强有力的父亲召回那些事，也不过剩下留在一个句子里简短地向少女交代的痕迹，缥缈不可追寻。所有的狂欢都已经消失。关于少女的事情，在那样狂热的开始之后，也不过是导向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终局，在这之间，那些杂乱的事务出来了，它们填充那些已经被虚化的空间，填充身体欲望逐渐退缩之后的空白，似乎还可以藉此筑造新的牵系，使他可以对她有效地进行依附；可是，在数不胜数的女人之后，少女能够信任男人的热情吗？抑或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习惯呢？而且男人自己对此也是如此不能确定。在湄公河流域遇到的金发少女，和巴黎遇到的少女有些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惟一不同的只是环境，在异域的寻欢作乐是男人轻狂的少年情怀，而同样是在异域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为了对于他对于自己的阶层自觉或是不自觉的对抗。
等级森严的东方并不理睬那些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体验，男人所属的群体只是牢固地运转着由来已久的程序，对于这个程序来说，少女的存在是被视而不见的，而男人的命运，必然要和另一个他所从未见过的富家女子捆绑在一起，成为他极少露面的父亲的意志的具体呈现。那些沉重的意志根本不必考虑男人的感受，就把他彻底地回收到他的家庭中了。
然后就是这段情缘为时长久的空白。
“……与你年轻时的脸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面容。”
数十年以前，少女远远地看着那一天做新郎的男人，两个人的脸上都是几乎无动于衷的表情。男人望向远处的少女，目光
是绝望之后的平静。他没有像约定那样和她在堤岸的屋子里再见一次。少女离开西贡的时候，她在船上望见男人的汽车，停在码头僻静的地方。她知道有个人来送她，很可能她还知道那就是他们之间的诀别。在某一个无风之夜，轮船正横过印度洋，月华如练，主舱的大厅里突然响起肖邦的钢琴声。她突然就意识到她的爱，已经远去的、她过去从未意识到的爱，于是在这远航的船上，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数十年来，少女在巴黎写作、结婚、生孩子、离婚、经历种种事情，日渐老去。在遥远的热带以外她所属的文化中生活，从此和湄公河流域的人和事情再无这般牵连。往事成为往事，既无人来唤起，也不再被回忆。
数十年后，那男人和他的妻子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巴黎。
已然老去的女人听电话的那个画面是讲述年老的情人们的最有同情心的画面，只有女人听电话的背影，和女人声音的旁白。那女人低着头——显然人们不会相信女人年纪老去时候容颜的优美，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候她依然维持着姿势的优雅，相信她一低头依旧温柔。然而，当初如此性感的东方男人，将再以什么来打动她和我们呢？再也没有什么了。他已经无力出现，为了维护记忆中的完美，他也不能再度出现。在让娜·莫罗以杜拉斯的身份发出的苍老声音里，对于圆满和美好的向往使我们迫不及待就接受了这个结局，轻易就忽略了这样的可能：那男人真的来过电话吗？他表白过吗？他表白，是因为他认为表白的意义非同一般吗？或者他也念念不忘对着那一段往事？
这个姗姗来迟的却是举足轻重的电话重新定义了曾经的一切，在杜拉斯日后纷纭的生活中排斥了所有的秩序，只留下曾经为这东方男人编码过的记忆，被识别和甄选出来，成为记忆中无法超越的高度。一个男人选择了一生所爱那样一些沉重的词语，经过漫漫时光才组合出这样的表白，是否还可以企图什么呢？但是企图在这个表白的时刻已经意义尽失了。
他们相互选择、相互确认，在恰到好处的时间里，在已经不再有其他可能的时间里，相互抵达，将意义赋予早巳流逝的身体的狂欢：就这个意思说来，恰恰是时间的自然断裂成就了他们，最后的词语召唤出情爱体验的幻影，仿佛它们仍然焕发生机；其中的人，依然是并且将永远都是，情人。
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
甘地对现代化的反思
VindRaina（物理学家、“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在开始谈甘地对现代化的看法之前，我想先谈一个问题。作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有时候可以很方便地用一些伟大的人物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作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把伟人说过的话放在当时的情境里面，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无论谈甘地、毛泽东或是马克思，都需要这种态度。
当谈甘地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甘地反对英国的殖民者，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在英国形成的，这就需要他改变他以前整个思想得以形成的那整套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甘地的思想中有很多矛盾和引起争议的地方。
甘地写的第一本书谈的就是印度的自治。他在《印度的自治》这本书里谈了印度发展的前景。甘地初期的著作较少系统、理论的分析，从他整个思想来看，他对于西方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保留的。例如，对于西方的科技，民主议会制度，还有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甘地的一些想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一些东西表示冷漠，并不是出于他与西方的矛盾，而是从其他方面得出来的。甘地很多时间在乡村，他的看法是：印度的未来并不在它的城市，而是在它的村落里面。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影响了他对各方面的看法，例如他就觉得，印度政治应是一个由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的制度。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民主政治更重要的并不是国会这种上面的层次，而是村会，就是乡村里面的代表会，乡村的代表会是政治制度的基础。
甘地提出地方自治的一个看法是，在乡村一级民主选举、民主参与的同时，需要发展地方自己的经济系统，使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可以在本地生产、消费。这样以乡村为中心、为基础，一个村一个村的延伸出去。这种延伸可以是和谐的和平的。1945年，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他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去除一个集中化的制度本身产生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效果。他的基本的提法是：我并不反对各种科技的发展，但最主要的方面——生活必需品，一定要能在本地生产，满足需要。
最近的十年、二十年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的很多东西，逼迫我们一定要重新寻找不同的看法，甘地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甘地当年谈的那种集中化的生产，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比较清楚地看到，全球的政治权力也慢慢集中到美国那里。在印度，中产阶级有一些获益，但是农民、工匠很多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这些情况实际上印证了甘地的说法，暴力内在于集中化的制度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些资源，包括甘地、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从他们的思想资源中，可能可以找到另一些东西。甘地和毛泽东有一些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共同的。
汪 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大概在六年前，我在香港听VinodRaina讲过人民科学运动，后来《读书》曾经介绍过这一运动。在Vinod Raina作报告的时候，我一面不断地想着他所讨论的甘地，另一面也不断地想到近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参加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好像是在1906年前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来到日本，主持《民报》。这个时期，章太炎学习梵文，研究佛教和印度教，与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交往，共同组织了亚洲和亲会。这个过程对他的思想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在1905到1907年这个时候，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展开一场有关革命与君宪的辩论，章太炎是当时同盟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同盟会机关报的主编。就是在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些在整个中国早期革命运动当中非同寻常的想法，引起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比如他一方面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激烈地批评民族国家，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也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观念。他支持共和一派的革命运动，但对当时的美国、日本的议会制度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在1907年前后，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