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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宰已д叩脚┐逡话愣蓟岱⒁恍┪示恚室恍┪侍猓缓缶托次恼孪蛘岢鲇Ω萌绾稳プ龅慕ㄒ椤Ｄ切┭芯康某晒话愣际俏怂堑难芯炕梗蛘呤钦蛘呤且恍┥桃祷梗苌偈俏嗣裰凇K刚才说，科学应该为一般的民众所用，还有，我们应该向人民学习。这话听起来很熟悉，是毛主席说过的。我想，喀拉拉的民众科学运动改变了主流的发展模式，让人民自己变成了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的问题，提高他们能力，去分析、处理他们的事务，让他们知道如何组织起来。
在泰国，政府的林业政策让很多人迁离故土，政府在城市的发展政策也制造了许多城市中很贫穷的人。那些人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得到支持，获得他们应有的赔偿？虽然泰国没有喀拉拉那样规模的运动，但我们也向印度的“反水坝运动”学了许多经验。举个例子，泰国有很多生活在天桥底下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成功地与政府谈判，最后从政府那里拿了一块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另一个例子是，泰国有些农民因为政府的林业政策而迁离故土之后面临很大的困难，他们组织起来也成功地向政府要回了自己的山林，而且进一步发展制订出一个共同管理山林的政策草案。泰国还有许多因建造水坝而影响生计的人，他们也成功地争取到让政府搁置了一些建造水坝的草案；另外，还向政府争取到了一个合理的赔偿。在争取的过程中，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也慢慢地了解了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为什么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他们也会更有信心，懂得如何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我最近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一些调研，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女童失学问题的。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基本上还是“将来时”，很多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能够保证六年就不错了。其实这六年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包括校长、老师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支或代付，县乡干部每个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出来，还有希望工程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慈善捐助等等……
这些年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特别强调入学率，把它作为考评干部政绩的一个指标，因此一些地方在一年级新生报到的那天，95％以上的适龄儿童都来了，但好多孩子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我在甘肃、宁夏、四川等少数民族山区调查女童为什么失学，其中当然有气候、地理环境（山高路远）、经济贫困等等自然和经济原因，但是，孩子们特别是女童辍学也有文化历史的原因，譬如按照有的传统，女孩子到一定年龄就不适合到公共场所去；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如刚才Vinod Raina说的，究竟我们的教育要干什么？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是会算账的，一个孩子在学校并非只需要交给学校的几十块钱杂费和书本费就行了，对于许多山区的农户家庭，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开支，不止是账面上的这几十块钱。而且他们还要算一个机会成本。如果孩子不上学，三年级就回来，可以帮助养猪，帮助做饭，帮助劈柴，帮助带弟弟妹妹……这些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外出打工的机会多了。如果一个家庭是哥哥出去打工或者父母出去打工，家里的小姑娘也就比较早地进人生产领域。第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家长要算：一年几十块，六年或者九年就是很大一笔投入，而且在这期间还不能干劈柴做饭喂猪带弟弟妹妹等家务或农活（特别是推行集中办学以来，山高路远的孩子们要么只好住校，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干这些家务和农活，而且住校的费用一般是每月二百多元，一年下来近三千，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实在太高；要么就只好辍学了！）。六年或九年之后发现学了一堆没什么用的知识。他们会想，我们这个村学校的质量也不怎么样，以后肯定是考不上高中的，学了的东西反正也是会忘的，与其六年或九年以后变得傻咕拉叽的，还不如学它个三年，学到些最有用的就回来了，能认两个宇算两个账就完了。老百姓从直接的经济成本到潜在的机会成本一直到预期的实用性都计算进去了。
我两个月以前在甘肃调查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要与我讨论一个问题：湖北发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体现毛泽东的一个教育理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十年代主要还是志愿去，到了“文革”时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用行政办法，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当时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属于文化部系统的诗人、作家、画家、艺术家们，好几千人都在这个“五七干校”。就是在两个月前，湖北宣布要把“五七干校”作为文物。上海朋友这个电话说，据他们所知，文物局以前定义文物的时间是辛亥革命之前，后来有所突破，但也是1949年以前。文物局认定的1949年以后的文物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湖北这是摘了第二个1949年以后的“文物”。湖北和上海方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此“征询”我的意见：这个“文物”（“五七干校”）为知识分子包括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这个“五七干校”算不算一段历史的记忆或一个纪念碑？
我觉得，要说贡献，“五七干校”可能不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后者主要是让城市的青年插到村里社里，与普通村民一起生活和生产，而前者基本是圈一块地出来，让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中劳动，并没有真正做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当然，“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个东西后来都被认为完全是负面的，“变相劳改”呀，“虚度青春”呀，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不说了：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如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今天很容易说毛泽东的做法简单粗暴（他曾说，作家们“不下去就不开饭”，发展到后来就有“五七干校”等）。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1949年以后，把作家、艺术家、诗人通通“包下来”，全部给一碗饭、一个固定职业，到文联、作协等处拿工资，享受干部待遇，生老病死没有后顾之忧，而解放前他们是靠自己，三四十年代还经常有失业和断粮之虑。本来“包下来”的动机之一是想让他们专心致志于艺术、文化生产再生产和创作，没想到铁饭碗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躺着不干了。所以1963~1964年毛泽东就提出：再不下去就不开饭……
我说“五七”干校的意义不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在“五七”干校（包括作家、艺术家、诗人），他们是被圈起来在一个地方，虽然是在搞农业生产，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用毛主席的话就是“两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但“五七”干校有个大的缺点：他们没有真正和农民在一块儿同吃同住，它是圈了一块地单独练活。但是从1969年到1975年，三千多万知识青年，主体是下到村里和农民一起生活的，也变成了村民，当时叫社员。所以我觉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件事至少比“五七”干校改造农村和改造知识分子本人的作用大。虽然带有很浓的强制色彩，而没有像印度喀拉拉那样的志愿者，但实际上，当时的知识青年，有很多还是高高兴兴志愿下去的。特别是在1969年以前，1950年代就开始了，很多人是志愿下去的，并不是只有痛苦和煎熬，当时许多人并没有觉得自己被迫害了、耽误了。连我们下乡时也是很高兴的，叫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而且不说是一辈子扎根农村，也没有说几年就一定回来。KKKrishna Kumar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没有志愿者了？”志愿者不是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了，实际上很可能是1976年以后越来越少了。
我在与上海的朋友探讨时就觉得，研究现代教育，至少要追述到中国晚清以来的教育改革。我们现在回过头冷静地想，1904年废科举兴新学，新文化运动又从提倡白话文到后来完全废除文言文，是不是也有一点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一样？科举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不教所谓的现代科学和实用技术。因此在大英帝国、八国联军等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咱们四书五经那套似乎玩不灵了。孝悌仁德义礼廉耻说了半天都是讲德性的，讲人际关系的，怎么与列强打呀？连甲午海战也败了，还败得如此惨烈，焉有不废除科举之理。但是，我们不应忘了，几千年教育里有一个传统：教书和育人是通的，不是两张皮。老师教书育人，学生读书做人，作老师一定要为人师表，在教知识的同时也教孩子如何做人，孩子读书也一样，要学会如何做人。读书做人、道德文章，是通的。但是，现代的教育太注重技术，知识仅仅成为工具。
后来，到了毛泽东那里，他更觉得，旧式的教育（包括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还有一个大问题，只是培养尖子和贵族，培养一些精神贵族加一流的工程师、科学家。所以，他批评《武训传》，认为用乞讨的方法，靠仁慈办学，充其量只能救几个穷孩子于悲惨境地，但是改变不了几亿农民的命运。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再有，怎么能保证《武训传》里的几个穷孩子一定不会忘了自己的父老乡亲呢？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救三个没问题，三十个三百个也没问题，但整个中国不是几个人几十个几百个人多么悲惨的问题。
现在的教育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即使考上大学也会像甘地所说的那样，学了一通很尖端的东西，但是远离生活，远离实践，远离社会最需要的。一个现代社会当然需要尖子，现代国家就更需要特殊人才，顶级科学家，但是，尖子、顶级科学家总是非常少的，社会更需要大量的普通技术人员，他们也必须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人，而不是当牺牲品，为他人（“尖子”）做铺垫。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在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关于一流大学问题，是不是多办几个“留美预备班”中国就有希望了？全国学生都想考到北京上海来；全北京学生都想考到清华北大去；清华北大的又想去哈佛麻省理工。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就像是刚才Vinod Raina讲的，如果为了把少数人培养成人才，“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然后“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大量人才反而没有了。三农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人才。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在北京上海分不出去，多少万人找不到工作，而西部地区连中专生都缺乏，没人愿意去，当地人有了文凭后也不愿意留。我们再回过头反思一百多年整个教育的改革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改革在一次一次尝试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失败了，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么要受教育？受教育之后究竟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
农村发展的集体计划与管理
Mini Sukumar（“喀科运”及“人民计划运动”核心成员）：
喀拉拉每五年一次选举，左右两派轮流执政。1996年，左翼联盟再上台时，把邦财政预算中的计划基金（占总额的50％）中的40％交到乡一级，让乡来决定如何支配。这个比例是整个乡财政预算的20％左右。同时在行政上也有一个配套做法，成立了一个“行政改革委员会”。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将很多地方上的机构交给乡来管，包括小学、医疗中心、农机站等等。因此，乡的自治体在资金、管辖范围等方面忽然之间就增加了很多。
自治就是所有村民参与的管理。因此，下放权利不仅只是在机构和体制上把权利交到乡一级，而且要培养村民自治的能力。当时的邦计划委员会推动了一个很大的运动：“人民计划运动”，在各个方面帮助民众提高个人素质和参与自治的能力。仅在第一年，人民计划运动就培训了一万五千个民选代表，两万个地方官员，七万五千个志愿者，让他们能够帮助各个层面的工作。邦的计划委员会同时也印制了手册，讲解在各个层面如何参与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从而让民众的决定获得更多的参考。
计划的内容之一就是参与式的制订政策，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收集各种问题，在村、乡一级进行讨论。每一个村派两个代表参加发展研讨会，发展研讨会将他们讨论涉及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