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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内容之一就是参与式的制订政策，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收集各种问题，在村、乡一级进行讨论。每一个村派两个代表参加发展研讨会，发展研讨会将他们讨论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写成一个包括有关乡的发展策略和前景的“发展报告”。然后再成立不同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针对已经提出的需要设计一些项目。所有这些项目加起来就是乡的规划。但是，提出的这个乡规划不能立即执行，还要再返回村，由村民大会再讨论。村民大会讨论之后送到乡一级，经过民选代表讨论之后再送到县一级，这是因为县要对项目做技术上的支援。县一级并不能推翻、否决下面来的建议，而只是对其资金和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这些做法并不是在1996年时忽然产生的，1996年之前，喀拉拉的民众科学运动已经在完全没有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在好几个乡动员他们自己的力量做了各种资源调查，然后做出了民间的规划。这些工作为后来左翼上台后，政府在全邦推广人民计划运动起了示范作用。
人民计划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推动人民群众的参与，很多人热情的参与也是整个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特别要注意的是，运动中动员了很多志愿者，仅在喀拉拉邦就有七万五千。在民众大规模参与中，比较核心的、使计划比较可行的有三种力量：志愿者、地方官员、民选代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参与。运动规定有一定比例的资金项目必须由妇女做。在村一级还特别成立了讨论妇女问题的小组，这是很多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开讨论妇女与性别问题。在每个乡提供的发展策略报告中，有一个专门谈妇女问题的部分，特别谈到现代妇女的地位和所面对的问题；还有妇女小组讨论之后提出的建议。关于特定的专题会还成立一个工作组，将不同村的提法收集起来，综合后提出一个规划。整个计划有10％的资金一定要投入给妇女项目，而且规定，要首先保证这个妇女项目的实施，而且，无论是否是属于妇女的项目，都要有一个部分专门谈这个项目对于妇女的影响。另一个规定是，所有的委员会中，女性委员的比例要占到10％；民选代表一定要有30％是妇女。同时，也专门为妇女提供一种培训。
Vinod Raina：
从昨天我们讨论喀拉拉和印度的情况时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谈的这些对你们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们做的那些工作针对的是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敬意，以教育为例，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做了调查统计，发现全印度有一半的人是文盲。而在中国，很早就处理了扫盲识字的问题。我们也觉得在其他方面，例如医疗健康、住房等问题上，中国的农村人口得到很多基本保障。
1985年之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出现一个“开放”的过程，很多国家的经济都是以出口为主导。在印度，外资的涌入意味着国家之间金融、贸易的流动，也意味着很多以前国家在资金、产品等方面“缺陷”的自我保护的机制，现在都没有了。如果我们考察1985年或1990年之后，经济的开放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的影响，就会发现，在印度，过去十五、二十年，一些人富起来了，但是更多人更穷了。而且富人一般是在城市，穷人一般是在农村。自由贸易对于印度的农民来说一点都不自由，美国欧洲的农民会得到政府大量的资助补贴，这种补贴的钱以十亿计，所以他们的农产品才能够那么廉价地销售。而过去的十年以来，印度有数以千计的农民自杀，因为他们投入的越来越多，负债也就越来越重，只能走上绝路。我们可以预见，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大概印度七亿农村人口会走向绝路，同时，在城市中，有四亿人口的生活可能比较富裕点。这种境况就是我们搞地方自治的和民众科学运动的背景和原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怎样使农村的经济发展，使我们有更多自立的能力。为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可以参考的东西，我们参考的资源不只是甘地，我们也尝试在外面多了解一些经验，特别是中国的经验。与印度相比，中国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指数，都比印度好很多。比如说，中国有400亿外资投入，而印度只有20个亿。
在开放改革的情况下保持城乡的平衡，保障民众基本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来与你们交流的时候希望向你们学习的。做为科学家，我们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如是：印度的人口有十亿，农村人口有七亿，但在新自由主义的设想里面，如果以美国为赶超模式的话，美国的情况是农业人口不超过4％，而且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印度如果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减少，同时科技发展，工业里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么，印度要朝美国的道路走，其他6．5亿的人口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印度走不了美国的路。所以我们在印度很大力地做推动地方自治、地方经济的尝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印度的这种想法或者这种实践一定是惟一的出路，我们特别来到中国看，好像这些问题在中国不存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好像都很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看到你们是怎么来解决中国的八亿农村人口、中国的城乡问题的。
说不定你们有其他的方法，不一定像我们在印度要寻找地方自治、地方经济这条路，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向大家学习。
温铁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最近几年，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是国际上一个很热的研究领域，我和几个同志非常偶然地有机会去了一趟喀拉拉邦，做了一点考察。一方面向印度的朋友学习，与他们交流，另外一方面，我们几个同去的中国学者之间也在边考察边讨论。这种讨论当然会带有中国自己的问题。
把中国的问题去和印度比较。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重视：
第一，中印两国在基本国情和基本体制的矛盾上是相似的。
中印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都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负担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也都同样存在着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基本国情矛盾；都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只有大约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60％~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印度的城市化略微高于中国，大约不到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贫民窟的问题很严重。
第二，就农村情况来说，我们之间的可比性也比较明显。
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基本上没有村庄，都是单个的农场从事农业，因此计算美国农业人口的时候，只计算农场主家庭人口，不计算农场主雇佣的外来工人的人数，这么算下来，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2．4％。
农场主无论雇了多少墨西哥来打工的，都不算美国的农业人口。而且，他们也没有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村社血地缘环境的可能。但中印两国却都是农民集中居住形成聚落，这种小农户密集在村社而形成的社区经济和文化环境，对制度的演变有制约作用。这与西方根本不同。
就中印两国农村情况来看，形成村社的前提条件也有很大相似性。数千年灌溉农业文明的长期历史，导致我们两国农村都是以村落为基本的社群单位。无论政府以什么形态存在，叫什么主义，均是在这村社内在规律之外的一个外部的东西。村社内部制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村社制度本身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作用，这本来就是个规律。社区文化发展规律与外部的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规律之间，关系比较复杂。
这些方面，两国的情况很相似，从经验层次上看基本上是可比的。 接着，是不可比的方面： 一是印度属于南亚，是个半岛形的次大陆国家，而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二是印度曾经被欧洲殖民者长期占领，完成了殖民地化；即使经过甘地主义的不抵抗运动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也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复制翻版型的西方政体模式，例如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等。它所采行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也大体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来构建的。而中国尽管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长期侵略，但无论是殖民化过程还是历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都未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制度构成整体、长期、彻底的摧毁；中国的殖民化只在沿海个别地点，如上海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至今上海仍然是西方投资者最中意的地方，往往会说上海“最像”某个西方城市；“海派”文化也最适合于西方资本投资的需要，这应该是很正常的。而北京或者内地其他地方则不然，外国公司如果落户北京就需要加快本地化，否则外籍员工对付北京文化就比较困难。
从当代的体制上来说，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以上不同是造成两国表现出很强的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来回应一下刚才Vinod Rmna提的问题，既然印度是一个比较早地体现西方民主化、市场化体制的国家，为什么西方大资本反而不愿意进入印度？Vinod Rmna说，2002年只有20亿外商直接投资（FDl），在中国却高达400亿，今年还在继续增加。中国已经在去年成为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大于美国（美国大约370多亿美元，中国超过400亿）。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不能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是因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资本在印度的民主体制下所面对的是社会反抗、公众舆论和各种NGO的监督，这些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易成本上升得很高。
可为什么中国去年的外资会超过美国呢？我们很难用一般的理论来解释。在最近做有关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间，我提出了值得讨论的观点，就是：我们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的资源，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一条，在这种资源相对紧缺，人口比较庞大的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一般是很难完成的。比如印度，与我们一样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但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条件分享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的收益的，它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因此无法产生国家资本完整的占有全国资源的制度条件。而人口大国恰恰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就只有在中央集权那种条件下才能快速实现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历史，就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国家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政府集中控制资源，投入于国家工业化。我还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过程，就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类型，因为原始积累之后必然有一个资本的权利结构和收益分配结构，权利结构和收益分配结构恰恰是内在地决定制度的基本内容。
把中印两国工业化过程加以比较，我们看到，印度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国家集中控制全部资源，然后以极低的成本把它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如果再进一步比较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发现，墨西哥、巴西都曾经有过一段军事集权，以军事集权来完成国内资源的动员，完成一个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一旦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意味着有了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当然就要求大规模交换，也就会要求市场化，进一步就会要求加入国际分工。所以，1956年的苏联就是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提出加入国际分工，于是就有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路线，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一少”。而中国也恰恰是在七十年代，进入我们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也基本形成了国内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的时候，开始了对外开放，逐步加入国际分工。如果做两国比较研究，那么在这一点上，印度不像中国有过这样一个三十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
另外，为什么中国显得特别像一个资产池呢？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全部被国家银行收了，转变为基础货币增量。这是因为我们国内形成的一块很大量的实物形态的工业资产，以及这个庞大的工业资产进入市场、对大量的货币形成需求。这是相对比较合乎逻辑的对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解释。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基本是没有进入货币化过程的。我在文章里老举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1978年老百姓的存款总额只有226个亿人民币，现在社会存款大概是十几万个亿，M2（流通中的货币总规模）有大约20万个亿。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