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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制造洗涤用品。在喀拉拉，大概每人每年需要十至十二块肥皂。1990年以来，许多外面的商品流人印度，有一个大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在印度的子公司叫作印度斯坦利华。在喀拉拉有80％的肥皂是他们经销的，还经销其他一些日用品。因为椰子是喀拉拉的一种主要农产品，我们就生产以椰子为原材料的香皂，虽然我们不像印度斯坦利华那么有钱，商品包装得很好，可以在电视上打广告，但是我们生产的香皂比它们的质量更好，价钱更便宜。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广告，就是一家一户的面对面推销。慢慢地，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销售网，而且培训了两千名妇女，她们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做香皂。我们进展得很不错，所以我们比较有信心再发展其他相关产品。这件事的意义不止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在政治上，这些村落可以成为抵抗帝国主义新的入侵的堡垒。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抵抗全球化的压力我们还需要很多东西，包括很好的分析我们的处境，同时要对未来的前景有一种想象，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建造这个世界。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我们不仅仅是指在座的这些朋友，也包括很多很多与我们抱有相同想法的人。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本人虽然不是做社会学的，但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把我带到这个会场来了。
中国与印度的对话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问题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中国民间力量极为弱势，这是我们与印度一个很大的不同。再一个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所遭遇的极度荒漠化、边缘化，看来跟印度也不大一样。还有，非常强烈的主流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也与印度不同。在这里我愿意介绍中国两方面的情况。第一个，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之间巨大的差异。第二个我想讲一讲，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文化界，正在谈论一种新的观念，就是“科学传播”的观念，并且力图用“科学传播”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我讲这两件事情，跟印度同行做一个交流。
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国家行为，不是民间行为。这件事并非一贯如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普及运动一直是民间的，或者说主要是民间的。但是1949年以后，国家差不多垄断了科学普及活动。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包办科普的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科普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它所讲的科学，就是现代西方科学，不怎么包含中国的本土知识，有的时候甚至将很多民间科学和本土科学斥之为“伪科学”，是愚昧的，无知的，例如气功、中医等。在正统的科普界，这种声音是很强烈的。所以，中国的科普活动与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中国现在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对传统科普进行反省，包括我本人在内，这几年一直在倡导新的观念，即用“科学传播”来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
为什么要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呢？因为，传播是双向的、交互的，mu…nication这个词译成“传播”实际上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传播”一词字面并没有包含互向交流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了，没有办法。“传播学”学科和“传播学院”都建立起来，但是，交流和互动的理念要确立起来。传统的科学普及往往是单向的，是科学家们向民众讲解科学知识、通俗化科学知识。但科学传播要强调互动。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科学普及，由科学家向公众讲述现代科学知识，这方面是主流，我们当然不反对。我们只是强调和提倡另外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维度，那就是：民众对科学的反作用。
这部分我认为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有权利来过问现代科学的发展。过去我们科普的对象普遍被认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是科盲，差不多与贫困、无知、愚昧等等划等号了。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出资兴办的科学事业是要向纳税人负责的。所以，民众有权利要求向他们汇报，向他们讲述现代科学的进展。这不是谁的施舍，而是科学家的义务。在传统科普的思路下，科普活动本身总被许多科学家瞧不上，觉得是不务正业，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屈尊降格的事。这是第一方面：民众有权利要求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做出解释，而且民众有权利制止某些科研项目。这一点在中国还根本谈不上，还没有这种观念，现在的科学共同体我觉得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认为民众懂什么呀，你们还想对我们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科学无禁区嘛，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确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民众有权利对他们不懂的现代高精尖技术进行制约。民众有进行质询的权利，要求科学家向他们汇报，要求他们通俗化的向民众讲述他们做的事情。同时民众也有权利制止、选择科研方向。因为现代科学都是大科学，国家花钱。民众有权利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造高能粒子加速器？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中国需要确立这样的观念。这是公众向科学传播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也要强调民众是可以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的。但这种科学知识不是实验室知识，不是现代科学理论知识。在现代科技方面，民众确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民众有发言权的不在现代科技。在中国有一些科学主义的误区，以为热爱科学就要从事科学，从事科学就要从事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其实你热爱科学也未必要从事科学，从事科学也未必都要去钻研现代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比如有人以初中
水平试图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或者“发明”永动机。这纯粹是误区。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建构另外一类科学知识，即博物学知识，特别是本土的博物学知识、环境知识、生态知识。这方面老百姓是有能力的。而且，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本土性的博物学知识几乎都被放弃了。我们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学生，已经不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耻了。而现在大学中，越来越多的生物系不怎么讲博物学知识，而只讲实验室知识。我很高兴地看到，印度的同行一直在从事适用技术，这个技术是与特定的生活模式、特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的知识，这个知识，民众是可以介入的，而且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但这一部分本土知识、博物学知识，在过去二十年内被我们完全遗弃了。现在这类本土知识、民间知识、原始知识，在我们的主流社会都不怎么被接纳，甚至受到排斥。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讲，我自己感觉，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印度要多得多。我们的整个观念完全没有转过来。我们多元化的自然生态在破坏，我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在破坏。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来讲，恢复这两个生态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乡村建设要从这里着手。很遗憾的是，我本人还未成为一个实践者，与NP教授比起来很惭愧。我希望将来，我能让我的学生们越来越多地加入实践者的行列。我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介绍，我想将来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我很愿意介绍我的学生参加这个行列。我们可以在很多乡村里试验一下，让农民自己来发展本土知识。科学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指导人与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现在有许多人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没有科学。我想，说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是对的，但是说没有科学，那就看你怎么看待科学了。我想应该恢复科学多面的形象，即把博物学同数理实验科学摆在同样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做理论的人可以多做一些工作，要搞观念变革，要引入新的思想，包括向印度的同行学习。当然我们学起来比较困难，我们有我们中国特殊的国情。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持续地努力，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讨论重点总结
Vinod Raina：
我的视角可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传统的，而是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在葛兰西看来，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或者都是知识分子。葛兰西觉得，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哲学家的素质，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许多常识。但仅仅有常识是不够的，所以每个人又潜在地具有自己对于“善”的理解。“善”即人类几千年来对于各种知识的有效的积累；包括科学的知识、历史的知识、社会的知识等与常识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一种令人性健全发展的结合。葛兰西认为，我们应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葛兰西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家庭主妇都是有知识的人。惟一的区别是，他们的知识不是在理论的层面，更多的是在经验的层面。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传统都是好的，有些传统也很糟糕。究竟如何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应该有一套游戏规则，判断的标准。一般的说，游戏规则是由国家、政府制定的。但是在这个游戏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有些知识被合法化了，另一些知识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又是个不断互动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按照现在的标准，那些从试验室中出来的科学、技术往往被认为合法的，而老百姓口头传承下来的东西是不合法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我们民众科学运动一直为之斗争的主要内容：使一些不被承认的民间知识重新获得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民众中与他们一起工作、生活，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希望使民众的科学也具有那种科学形式。这就涉及到两种体系之间的对话、沟通、谈判。为了使这种对话得以顺利进行，就必须有一种前提条件，这两天我们谈的其实都是这些条件，比如说乡村的自治、民众的参与等等。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印度，国家制订了一个标准的数学教材，但我们知道，在印度、中国，普通的农民、工匠都会算，只不过他们的算法不是算术教科书中的样子。我们现在要做的很重要的事就是让老百姓的那套算法也被承认为是合法的知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要懂那些还未得到承认的知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运动、斗争，我们还必须知道老百姓是怎么算的。我本人是个学物理出身的博士，但如果问一个印度普通的工匠，造一个房子需要多少木材，他可能闭上眼睛几秒钟就算出来了，要我去算，可能就要花去整整半天的时间。这种如何使另外一套算法也被承认的问题，我们把它叫作“民间的数学问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学”和关于这种“数学”的书。
回到我们谈的民间、乡村自治也如此，我们讲乡村自治不是什么抽象的政治，而是如何在乡村这一级，将该用什么种子，什么时候播种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融会到乡村治理中。这样，所谓乡村自治才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对喀拉拉的批评质疑就是：当基层有了自治权以后，究竟他们所做的是不是一种不同的发展，还是虽然基层有了权，但做的事还是一样的。一个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另类发展。
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不仅是政策是不是要改变，制度是不是要改变，有没有抽象的权利。我们假定有一天，一夜之间，印度和中国的社区都有了自治权了，但如果我们没有思想，不会思考，不知道怎么做，那结果做出来的还会是老一套。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试图去摸索，从机制到理念，什么样的发展有益于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