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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两位你常见面的老诗人朋友写信，请他们也找你劝阻。那时候“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非常担心你为此事惹祸，希望你耐得寂寞。你回信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也说尽量控制散发的数量。在这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时刻，人心惴惴不安，万马齐喑，你是那样地急于使《忆向阳》能引起社会重视，我确实不理解。那事情可以不谈了。但是在今天你出版《忆向阳》，你可想到这是替林彪、“四人帮”搞的五七干校涂脂抹粉，违背了当前的党心人心？
克家，请你想一想，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地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进一步肃清流毒的一九七八年，你将《忆向阳》诗集出版，这难道是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愿么？人民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而控诉和清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你却在不自觉中用你的诗集为被清算的、死去的历史唱赞歌，招回它的亡灵，还使这亡灵披上迷惑人的彩衣。这难道不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一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你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凭口说，要从你的实践去检验。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受苦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五年接到你的信以后极其不同意你的意见，常同几个老朋友议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像你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虽然受苦，但我们毕竟不是被剥削阶级，跟工人农民所受的苦不仅程度上不能相比，而且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有同旧社会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依附旧社会的一面。你的情况比许多专靠稿费生活的人们好得多了。我们只有大胆地承认自己身上的弱点，才有自我改造的出发点，才能懂得思想改造的艰苦性。如今看来，这个重要问题，你一直不曾认真对待。你在《忆向阳》的序中写道：“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三年的干校的劳动生活真的能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无产阶级化么？我看不见得。除参加劳动外，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自己的思想问题学，结合广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学，才有助于思想改造。单纯的劳动是不行的。思想改造的好不好，惟一的检验标准是看实践，而不是看自我宣传。《忆向阳》诸诗的写作、发表和出版，是检验的标准。你回北京后近三年来写的诗，也是检验的标准。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
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你给碧野写了封长信，大约有三千字左右，嘱碧野看后转交给我，都是就《忆向阳》诸诗反驳我的意见，包括艺术技巧问题。我认为你的信很能说明你的问题，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回信同你讨论。不久，我就来北京了。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更没有谈过理论问题。对于你的这些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我只能一字不谈。你深知我的性格，即令在我最“倒楣”的时候，我不会随声附和，或说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既不能对你说廉价的奉承话，只能避免同你谈这些诗。
信写到这里，决定暂时结束。我们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竟不能在理论问题上交换意见。我们今天很需要文艺民主。提倡良好的批评风气也属于民主范畴。有健康的文艺批评，有互相争论和探讨，才能够推进我们的文学创作繁荣，理论展现活跃。我想，既然你的《忆向阳》已经成为社会存在，而且报刊已经有三篇文章（也许还多）予以好评，我不妨将这封长信公开发表，活跃文艺批评空气。你有不同意见，欢迎你写文章反驳。我的《李自成》始终没有得到你的正式（写信或面谈）批评意见，我感到受益太少。也请你直率批评，不管批评多么尖锐，我都欢迎。我们应该共同来推动文艺民主运动，提倡批评风气。
匆匆，即祝
刻安！
雪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臧克家在给周扬的信中，认为这位老朋友是为了“个人争名”，是对臧克家对其作品的批评意见的“报复”。对照上文所引的姚雪垠原先对《忆向阳》的看法，即使在旁观者看来，姚的确有些“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非标准。这就难怪要引起臧克家的愤怒了。
文艺界也有人对姚的举动不满。姚雪垠写完这封信后原准备在《诗刊》发表，邹荻帆和柯岩为此专门在12月7日上午去征求张光年的意见，并希望张给臧克家“打个招呼”。张把“文章留阅”。第二天晚上，张将姚的信给臧看，臧“不赞成在《诗刊》发表”。张光年的态度从后来姚的信没有在《诗刊》发表的结果来看，显然是也不同意的。
当年，天津著名诗人王昌定对姚雪垠的文章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以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迫使被批评者坦诚交待，不能认为是一种正派作风，提请批评者要实事求是！”（柴德森：《握笔著春秋路歧心不迷——读王昌定》，《天津日报》2004年11月14日）
文艺评论家涂光群在1981年所写的《诗人臧克家剪影》一文中，针对姚雪垠的看法认为，即使在错误路线下，也存在着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文章认为，臧克家“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只有正确理解了这种现象，“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第352～3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臧克家这封信的结果
接到臧克家的信后，周扬十分关注。臧克家在1979年4月28日致尧山壁的信中谈到了周扬等人对此事的态度：
姚雪垠大批我与徐迟，引起轩然大波，弄到香港去。周扬同志约了谈了话。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到我家谈了一小时半，我极安慰。已写好二文，压下不发了。姚利用的势头已过，他十分被动，为友朋所不满。他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请在《河北文艺》、“文联”同志们中间传阅一下，看看姚是一面，还是两面。
臧克家在致周扬的信中，还提到自己因为写了“批邓”的文章而在《诗刊》作检讨的事情。
此事发生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形势下。“四五”运动爆发后，新闻媒体开始了对邓小平的公开批判。《诗刊》奉出版局之命，组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主编点将臧克家。“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发表在《诗刊》第五期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臧克家为这两首诗，检讨了几次，哭了几次。在给周扬的信中，他为此事又进行了说明和检讨。
现在看来，围绕着《忆向阳》的争论只是一段文坛轶事，在剧烈变革的1975～1979年，却反映出哪怕就是臧克家和姚雪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漂白自己时的尴尬。无论他们怎样挣扎，“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关于黄皮书
■ 施 亮
前一时期，曾经有许多书籍与文章谈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黄皮书。其实，“黄皮书”是后人的称谓，而当时则是名为“内部书”。先父施咸荣与他的同事黄爱先生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为了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同主持编辑了这批书。这些书是限定发行范围的，仅供文艺界一定级别的领导与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学者做“内部参考”之用。
父亲与黄爱先生（笔名黄雨石），以及另外一些同事，曾经合译了《在路上》，这是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也是杰克·克茹亚克的成名作。不过，父亲不太喜欢此书，认为它的文学性很差，许多枯燥的重复描写与烦琐的旅途见闻，几乎让人难以卒读。翻译此书时，他们删掉了一些章节与片段，倒不是由于某种禁忌，而是觉得此书的结构和语言太粗糙，只出版这个节略本也就够了。改革开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节录了《在路上》的一些片断。当时，父亲也有意将全书翻译过来，或起码将1962年出版的节略本补全。可他翻了翻英文原作，又搁置一边了。我问他为何又改变主意了？他说此书写得乱七八糟，翻译起来太倒胃口了。
我的印象中，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也是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翻译出来，以黄皮书形式先出版的。贝克特原籍爱尔兰，长期定居巴黎，以法文写作居多。这个剧本是父亲从法文原作中翻译过来的。解放前，父亲曾经毕业于上海天主教会的圣芳济学院，有一定法文根底，以后也翻译过一些法文书籍。他翻译《等待戈多》，也有锻炼自己法文翻译能力的打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荒诞派戏剧一度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浓厚兴趣，《等待戈多》数次被转载，比如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集》《世界经典戏剧全集》里都被选用。遗憾的是，我家里原版本的黄皮书找不到了。三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又重新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爱先生为出版这些黄皮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了《愤怒的回顾》《椅子》《老妇还乡》等一批现代派剧本，而且为《在路上》《往上爬》写了“译后记”。英国作家约翰·勃莱恩著的《往上爬》一书，是“愤怒的青年”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书描写一位青年抛弃了旧情妇，勾搭上资本家小姐，“以女人为阶梯”，爬向社会上层。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一代年轻人的迷惘与痛苦情绪，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不仅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还改编成电影在1959年莫斯科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过，俄语电影片名译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在香港放映时则译为《金屋泪》。
出版黄皮书之事仅做了几年，不久政治气氛紧张，又大抓阶级斗争，此事遂停止。父亲他们先是放下手头的业务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接着“文革”动乱来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所有的编辑业务都停止，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爱先生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单位挨整了挺长一段日子。
“文革”后期，我也读过另一本时髦的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颇走红的青年作家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一些苏联文学评论家认为，《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主题和艺术风格上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很大。不过，由于那时国内社会文化风气闭塞，中国青少年未必能理解塞林格笔下的美国社会及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倒是阿克肖诺夫描写的苏联社会比较贴近当时中国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因为五十年代中国大量出版苏联小说）。所以一段时间内，许多中国读者心目中，《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社会影响反而不及《带星星的火车票》。但是数十年匆匆过去，如今在书店里哪里还找得着《带星星的火车票》呢？这个文化现象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旧时山西的助学捐款说开击
■ 散 木
一
记得母校百年校庆时，发来的邀请书上有敦请助学捐款的条文，如，捐款多少将分别记载于不同等级的地方（建筑物，或书册），以示纪念。
校庆，是一桩极好的事情，但是不知怎么，这么一来，心头就别扭了许多。通过传到耳旁的信息，不免就是悠悠众口的抱怨。或许，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办学者的运思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则：校庆搭台的经济主戏，于是，也就颇伤了一些古道热肠却没什么官衔和巨款的校友，有些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且不说先前是怎么做的，以山西“不东不西”的经济文化的地理方位，万事离不开一个钱字，当然了，还有人材的问题。钱与人，这是两难，如校庆，要钱还是长远之计的要人（所谓“人力资源”），是大可深思再定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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