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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说书小史》（中华书局）中说：“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名称是‘说淮书’，也是一种鼓词。”胡士莹在《宛春杂著》里谈及“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故称其技为“说淮书”。淮书在近代知名度不算低，据扬州学者韦明铧研究：大约一百年前“无论在江淮，在江浙，甚至在四川，都常常可以看见那些敲着小锣小鼓，操着淮腔淮调说书卖唱的流浪艺人。这些艺人被称作说淮书的”。
安徽寿州李警众《破涕录》中写道：“盲翁负鼓，信口开河，名曰说淮书。其言荒诞不经，实有令人闻而失笑者”。作家阿英在《小说闲谈·杂考四题·说书篇》中对于淮书记载不同于扬州的描述：“……湖南的‘讲评’，在我们家乡也有，不过那是指在茶馆里说书而言。至于在大的书场上说书的人，一般的却叫做‘说淮书’，因为说书的人，大都是由淮河以北而来。说书的中心地点，是‘把戏场’一带。”阿英是安徽芜湖人，他描述的淮书是在接近淮安的芜湖一带流传的情况，可能是淮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境况吧。今天淮书艺术已经消亡，虽在淮地，也罕为人知。
淮扬曲艺的影响
赛珍珠从童年开始，对评话、弹词、鼓词等口头文学兴趣很浓，她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终了说：“村屋里的说书的人，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这里的说书人倒像淮书艺人。赛珍珠对“淮书”应该有些模糊印象，可能与赛家在清江浦的短暂生活经历或镇江寓所附近很多的淮安、清江人士有关（直到现在，镇江城区务工人员中首推淮安人，近90万人口的市区号称10万“老淮”）。
赛珍珠回忆赛家的保姆王妈，“天下美女出扬州，我的中国保姆就是其中一个。虽然我记忆中的她已是掉了几颗牙齿的老太婆。”（《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王妈“年轻时是美人，有缠过的三寸金莲。被家人卖做童养媳。婚后没几年，丈夫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丧生。后来三十年间，她主要靠风月生意挣扎谋生。（1896年）凯丽把她从街上带回来，让她做保姆照看赛家的孩子”。（彼德·康《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从出身来看，王妈属于“扬州瘦马”的一种，未必是扬州本土人，极可能是“淮书”听众。
笔者敢肯定——童年的赛珍珠一样也是“扬州评话迷”。扬州说书艺人李真撰写的《王少堂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专门一节虚构了赛珍珠与传主童年在镇江西城外书场相晤的场景；正如扬州前辈学者徐谦芳（1886—1950）在分析比较扬州说书（包括“淮书”）后所言，“大抵扬州人善诙谐，尤善折狱，故近世小说家蔚然兴起”。（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49页）听书（包括弹词）不仅是文化娱乐活动，对一个人的文学启蒙特别是叙事水平的提高影响深远乃至终身。老舍评价扬州评话《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谈》，载《雨花》1960年4月号）
1946年，谙熟中西文化的女作家与以说书讲史闻名的黎东方（从小客居扬州）一见如故。我想，少年因听书而对《水浒》故事的爱好是赛珍珠40岁时翻译原著的动力源吧。作为西方学者、作家，赛珍珠并没有专门研究扬州评话，但另一位西方女性——来自安徒生故乡丹麦的易德波教授，8次来中华，7次赴扬州，终于在上世纪末完成论文《一个扬州说书人故事里的文白异读》，还出版《扬州评话探讨》《扬州古城与扬州评话》《中国口头文学》等论著，在汉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提高了扬州评话的世界影响力。
“有了钱，就很容易把自己洗干净”
■ 刘 宏
《风月俏佳人》故事梗概：维维安流落街头做妓女，偶然遇到富有的爱德华。他们共度一夜之后，爱德华要她陪伴他，她获得了金钱、美丽的衣服，进入高级餐厅和歌剧院的机会，最重要的是，爱德华爱上她。但是她不愿意继续接受爱德华的资助，除非他表白他爱她，将她带走。爱德华果然追来，对她表白，要将她带走。
维维安所幻想的奇迹在屏幕和舞台上都曾经出现，一次是电视里说到的结婚证书，一次是歌剧中情人含情脉脉的亲吻。这些典型的表现爱情的符号和姿态，不断成为要求维维安和爱德华回答的问题，使得这样一对偶然相遇的男女，一个好莱坞的街头妓女，一个英俊潇洒的百万富翁，按照好莱坞的梦想逻辑，合作出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
离别之前，爱德华告诉维维安说他已经做出安排，他已经为她租好公寓，留下信用卡，那些高级商店，她仍然可以去。“有了钱，总是很容易把自己洗干净。”维维安的女友，和她住在一起的另一个街头妓女凯特这样说。金钱的效用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凯特很羡慕维维安，在酒店里再见，她甚至不敢拥抱她，因为害怕弄坏了她的衣服。受到维维安的感召，凯特打算在维维安离开以后也要去上美容学校，还要招一个人来合租房间。
维维安获得的幸福并不是按照她们所想象的过程循序渐进的，而是一个奇迹。爱德华像骑士一样到来，她自己，只需要像落难的公主一样，等待即将到来的拯救。
当她站在街头招手，偶然坐进爱德华的汽车时，她并不知道进入了一个特殊机缘。她坐错了地方，在爱德华的外衣上，立刻被提醒。维维安总是坐在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和爱德华共度一夜醒来，早餐时分，爱德华对她说，有四张椅子可以坐——这时她正坐在早餐桌上。
这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不管面对的是谁，她总是以一种能够展示自己身体性别的姿式坐下来。不同于她通常的主顾们，爱德华把她带进了一个豪华酒店。维维安显然惴惴不安，在这个刚刚进入的陌生空间，她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里，身体似乎呈现出一种意识所不能控制的状态，不能隐藏，也不能缩小，所以就只能刻意嚣张，将身体尽可能地突出，掩饰她对环境的不适。这个女孩，穿着用别针固定的靴子，衣服紧紧地绷着身体，紧身上衣依靠一枚铁环和紧身短裤连在一起，腰、肩、手臂和大腿的皮肤全都裸露在外，身体曲线毕露。爱德华带她进入酒店时用自己的外衣裹住她的身体，但是维维安在爱德华的外套里做了小小的挣扎。她的刺眼的金色头发还是惹人侧目，在等电梯的时候抬起大腿脱自己的连裤袜，更是将一对老夫妇吓得离开电梯。
这些色情暧昧的姿式很容易引起反感，立刻就打乱了现场固有的秩序，她的行为没有使自己感到心理平衡，反而招致周围鄙视的目光。掩饰也许是不能——像维维安第一次进入电梯后对爱德华道歉，“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也许是不愿——她要透过这些越轨行为对还没有作出反应的人们表示，无论如何，还有这样一个人正在这里。这是对爱德华忍耐限度的最初尝试，他毫无异议而且似乎还饶有趣味地接受了。看起来维维安并不愿意被淹没在爱德华的环境中，凸现出来“想要”的姿态，是“获得”的基本前提——她刻意不遵守环境规则。
清晨起床的维维安，裹在酒店提供的千篇一律的白色睡衣里，看起来就是一个清纯的小女孩，头发上染的金色掉了，表情也变得单纯了许多。但是这个干净的形象并不单纯，去掉前一天晚上的色情化服饰，展现的是一个回到原点，可以被任意装饰修改的形象。她将这样的可能性微妙地呈现在爱德华面前，诱发他来进行。夜里维维安一个人开“地毯野餐会”，她俯卧在地毯上，面前摆满食品，哼唱着歌，跟着电视节目笑得花枝乱颤——这些身体语言已经在爱德华面前建立了一个类似头脑幼稚的儿童形象，这和维维安成熟有魅力的女性身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金钱赋权效应的显形就是从这里开始：一旦不需要担心金钱的来源，维维安立刻还原成为一种未经世事的状态，与先前的讨价还价形象形成对比。奇怪的是爱德华对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毫无戒心，相反有很多好奇，他开始给她机会。
维维安被爱德华指派去买衣服，为晚上的约会准备晚装。这个穿着她街头妓女职业装的女孩，在专卖店里受到高傲的店员的冷遇。她生气地跑回来，对饭店经理哭诉，仿佛她并不了解这些衣服可能引起的误解，仿佛并不知道人们可能因为她的衣服联想她的职业。她是一个令人一目了然的妓女，受人轻视——正如西美尔曾经详细分析那样，卖淫之所以贬低了人格，是在于卖淫贬低了一个女人拥有的最个人性的品质。况且如果不是手里拿着爱德华的信用卡，她也没有支付能力。
从前她没有机会去高级专卖店，如果稍稍有那些常识，就知道那些昂贵的衣服不是面向像她那样购买力有限的女孩的。爱德华将维维安带人他自己出入的各种场合，意味着许可她进入他的空间，他用金钱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距离——要她去买合适的衣服，适合庄重的晚宴——他显然认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听说维维安受到冷遇就勃然大怒，要通过加倍服务的消费找回平衡。爱德华的生气显然也不是针对店员对待维维安的态度，而是因为维维安反馈的信息暗暗触动了他的权威，金钱的能力必须由他的亲自示范来加以确认。后来对于爱德华把她的真正身份相当随意地泄露给律师的时候，维维安也生气了，因为这个情节颠覆了她从爱德华先前的行为中想象出的所有情意。她说爱德华应当在她穿上做妓女的那些衣服时说这些话，那么她会有所准备。这个反抗校正了爱德华对待她的态度。
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即使是同一个身体，被不同服饰包裹时也是不同的。穿上晚装的维维安显然不再是穿着暴露紧身衣的维维安，现在她引起的是人们的注目而不是侧目。这个“爱德华的当月女孩”很可爱，尤其是当她的行为也被衣服规束得合乎要求之时。如果不是爱德华被律师逼迫告诉了维维安的真实身份，没有人看得出来她在几天前还站在街头，穿着裸露身体线条和皮肤的紧身衣，希望遇到一个不错的主顾把她带走，赶快拿到一点钱去对付房租。
这些服装对于维维安来说，是如此重要。在拿到了钱，但还不得不穿着自己那些职业装出门买衣服时，她就立刻告诉了女友凯特，“还有额外的钱买衣服”。衣服当然也是凯特关心的重点：是不是都可以带走？得到的是肯定回答。凯特觉得维维安真是幸运极了。
着装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人的等级。穿着紧身衣的维维安被店员轻视，因为那些衣服使她看起来轻浮俗气，把身体装扮出了一个预备交易的效果。当她穿上爱德华为她买的衣服，再次来到店里，要对同一个店员趾高气扬一番：“你的报酬和销售有关系吧？真遗憾，你错过了多么好的机会！”这个报复性的嘲弄获得了店员唯唯诺诺的配合，因为店员看待顾客和维维安看待自己一样，都固执地认同服装和身体的共生关系。这个细节具有相当的想当然成分。显然，一个发生概率并不比灰姑娘故事多的事件，不能改变店员的态度，她们仍然将依照衣着和举止决定提供什么程度的服务，冷冰冰地将类似维维安的顾客请出店面，否则受到损失的将不止是当日的营业额，还将伤害这个用口碑和金钱建立起来品牌，损失被这
个昂贵品牌所吸引的一个购买力强劲的群体。维维安的个案根本不足以改变这一有效的经营方式。
服装逐渐复杂化。最后是一次神秘的约会，穿着大红色的隆重晚装，维维安说，没有什么能够和这晚装相配。当然爱德华能够轻易地让她惊奇，他取出一条租来的、非常昂贵的项链。活动本身也足以和晚装相映生辉，他们坐飞机去旧金山听歌剧。不管爱德华如何用这种高雅艺术来教育维维安，她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凝神细听、几乎感动得要落下眼泪的表情，都是一种刻意的虚假姿态：一个早早辍学的街头妓女，对于至少需要一定时间熏陶才能理解的古典艺术，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表达出如此准确的呼应。这不仅与她随后同包厢的另一个女人说话时的粗鲁言词形成反差，也和她先前对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