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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维维安要离开爱德华，她都带着那些衣服。一次是爱德华告诉别人她是妓女，维维安生气了要走，她对钱和物品做了微妙区分，没有拿爱德华给的钱，却抱着衣服。然后爱德华道歉了，她又回来。另一次是真正离开的时候，她抱着更多的衣服。在几乎可以没有限制的消费中，维维安没有买一只箱子来装她获得的服饰，这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她不得不抱着一堆衣服，而怀抱的姿势，流露了她对这些衣服的热爱和渴望。将所有的服装小心翼翼抱在怀里，所透露的还不仅是维维安对这些衣服的在意，更是对这些衣服可能赋予她的不同身份的在意。向上流动的可能在爱德华之前几乎没有。然而，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让他给自己换上得体的衣服，就得以出入豪华场所，尽管她只是作为爱德华短期的女伴，像配饰一样立在他身边。
维维安会系领带。她为爱德华系上领带——这个经典的男女之间温情脉脉的行为引起了爱德华的好奇心，他问她从哪里学来的？“男人。”维维安的回答是在微微地挑动爱德华的嫉妒心，但是她精巧地打住了。她说，是和祖父学的，因为祖父每到周末都要衣冠楚楚地出门。动用“祖父”的形象，既把维维安自己转入“小孙女”式需要呵护的柔弱状态，呼唤爱德华模仿，又弃绝了其他在她周围的男人，为自己的情感表达铺垫了童年的背景，暗示了自己孩子般的纯真情感想象。从祖父到爱德华，仿佛其间不存在其他人，而且这个被提及的祖父，做为家长的符号，一下子就将维维安还原成孩子，不仅消解了维维安对过去行为的责任，并提示爱德华的责任，构成了对他的压力。即使是无意识的，这样的回答显然也是策略的，如果爱德华愿意相信，这个说法就能够替维维安挽回因她的职业而损失的纯洁。
当维维安在自己购物的间隙里，用爱德华的信用卡为爱德华买了一条领带，爱德华回到他的房间来的时候，看见等候他的是全裸的维维安，她只拿着送给他的领带——一件可暂时定义身体归属的饰物、一种愉悦而且百依百顺的奉献、一次可能的快乐与满足的暗示、一场购买获得的快乐——一种情境从另一种情境当中浮现出来。现在，经济因素淹没在看似柔情万千的情节当中，当事人的情感发展，暂时遵守了社会中对于两性关系的常识，即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感觉。
没有比灰姑娘的故事更能够满足普通人的梦想了。爱德华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缺陷（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曾藐视了妓女维维安，但他用最终带走她来化解了），从外貌、能力、实力等等各个角度看起来都是完美无瑕的男人，既能够感召维维安让她结束妓女生涯，还能给她带来童话般的奇迹——不止是安定的居所、不止是以无休止购物为代表的幸福生活，还有对这一切的担保，和她建立起一种正规关系，分享他的身份和他的生活。
这需要偶然的运气，只有运气才能够使维维安获得机会以精确地识别出像爱德华这样运筹帷幄，支配着那些巨大的企业，到处受到众星捧月式的追捧，“女人们都想嫁给他”的特殊的单身男人。富有的男人，女人们梦寐以求，爱德华却在维维安身上亲自实践了用金钱将她漂白的过程，他似乎毫不担忧和一个妓女在一起会产生什么问题。不论人们将会表现出像电梯里的老夫妻那样的厌恶，还是律师那样的轻浮，或是像有求于他的老商人（这位以为自己是和爱德华的新女友在一起的老好人，在餐桌上为了不使不谙餐桌礼仪的维维安难堪，自己也用手指抓东西吃）那样的迎合，他全然不在意。
维维安并不是唯一的赢家。在这个过程中，爱德华行为给他赢得了骑士形象，有同情心，有忍受力。维维安最后还解开了爱德华的心结：那依旧深深埋在爱德华心底的早年创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人际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否感到幸福的背景之下，预留一处创伤让维维安来修复，提供了两情相悦时最符合人们常识的依据。这个情节展开在一处只容纳特定两个人的场所，他们躺在浴缸里。正是在这个私人化的场所，在二人相互坦白的过程当中，二人的心理优势暂时发生颠倒。爱德华的倾诉所暴露的脆弱将维维安置于倾听和安抚的位置，在这个时刻，维维安犹如母亲环抱孩子那样，从后面环抱着爱德华，在这个安全、舒适的姿式中，爱德华倾诉出心中的创伤。
结局并不是维维安自己单独争取来的，而是大家努力的一场合谋。在爱德华要退房离开的时候，这也是维维安真正离开这个酒店的时候，经理派出了酒店的豪华房车，“送维维安小姐去她想要去的地方”。酒店经理，先前请朋友帮忙挑选了维维安的晚装，教会了她餐桌礼仪，又安排了护送，最后又提醒爱德华：放弃一件美好的东西一定很困难。他把爱德华安排在维维安刚刚坐过的汽车上，几乎就是送他去当骑士：所有人并不各奔前程，而是合力跑向一个经典的好莱坞式的结局，爱德华代表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被暗示着、推导着、诱惑着，他对维维安的允诺具有象征意义。维维安则除了爱德华给她的钱和衣服外一无所有。当爱德华像骑士一样捧着花到来，虽然他只是到来，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也足以令观众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了。
正是在对这个意犹未尽的结尾的想象中，人们被启发，如果一个富翁肯与一无所有而且走投无路的街头女子分享生活，那么什么美德不能加诸于他呢？如果一个妓女都可能获得这样好的结局，那么又有什么幸福是不可能的呢？一旦人们被电影故事引入皆大欢喜的结局，金钱作为最基本也最强大的动力，成功漂白并改写了维维安的人生之后，也被细致地掩饰起来。
论述“西学东渐”，学人或因宏观比较需要而将东西方文化简约处理，或因对现实发言需要而别择“西方”一点。不过，正如“东方”有远东、近东、中东之分，“西方”文化亦有英美传统和大陆传统，欧陆中法比与德奥亦复不同。读叶隽先生的《另一种西学》，笔者才明白，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综合性大学、工科大学、专业学院也各有渊源：“德国的教育思想从来就不是划一的，其构成的丰富与多元是最大的特色”，中国学界惯常强调的其实只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学术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学人对“西学”进行细化，既见“林”又见“木”，而非泛泛地“脚踏东西方文化”。
《另一种西学》“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对中国文化寻路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生”。时段则限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论文以马君武、宗白华、冯至、陈铨为个案，再“以点带面”，总结留德学人的总体特色。前三者学界研究不可谓不深入，后者在“战国策派”研究中亦有涉及；然把诸家放人整合了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狭义文化史的“大文化史”的视野中，《另一种西学》仍能新意叠出。马君武，于革命之外强调其“致用大学”理念；作为诗人、美学家的宗白华，还有“文化建国”理念；至于冯至，叶隽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又提炼出“学院写作”的概念；文章对陈铨与德国文化的关系，亦有深入细致的梳理。以个案研究为策略，自然可以把“德国文化”进一步细化：诸家因留德时期、性之所近选择专业不同，所见、所得的德国资源亦复不同。马君武两次留德皆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代；到宗白华赴德时，虽距马二次归国时间颇近，可已进入德国现代史上的魏玛时期”；冯至、陈铨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抵德，此时纳粹气氛已十分浓烈。既然德国的政治、文化氛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家所见之“德国”必然不同。冯至和陈铨虽于同一时期留德，对纳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马君武和蔡元培归国皆为教育家，后者提倡“美育代宗教”、以“兼容并包之主义”入主北京大学；马君武在德国学习工科，归国后重视译介德国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著作，又创办以农工见长的广西大学。（由于创办文法科所需经费较少，各公私立大学皆设文法两科，至1930年代，文法和理工科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调，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限制文法科招生）诸家“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然强烈的人文关怀、“为中国文化寻路”的精神，却是他们的共通之处。
通过个案研究，《另一种西学》把“西学东渐”、“德国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这样的大题目落到了实处。论文征引了大量的德、英、中文资料，让人叹为观止，这也说明：如研究者自身不了解德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就不可能以个案为策略进行深入地研究。再说一句“题外话”，陈平原先生多次批评近年来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喜征引国外学者的论述，至于国内学人，至多引述师长之文，其他则存而不论。叶隽的论文则充分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凡与论题相关的重要文章，不分中外皆有引述。
《另一种西学》既注意到多位留德学人对德国文化的接受的不同之处，又紧紧抓住了有识见的留学生的共通之处：“为中国文化寻路”。以此为中心问题，则个案研究就不会显得孤立。文章多次强调：在西学对中国的单向度影响中，后者绝非仅仅是被动的一极。“拿来”什么的主动权在“我”，目的则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这又要求论者必须具有厚重的历史感，熟悉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的文化语境。结构上，作者又巧妙地把诸位学人对歌德的接受和阐发安排在各章的最后一节，使文章颇具前后呼应的整体感。在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该文又兼及陈寅恪、蔡元培等其他留德学人，总结出现代留德学人的三大优点：“注重思想积淀与文学创作的渗透，注重高深哲理与文化教育的融会，注重专业知识与学术精神的沟通。”准确的概括建立在充分的材料之上，显得高屋建瓴。
毫无疑问，该文的作者也是一位具有现实情怀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另一种西学》也是在“为中国文化寻路”。如果说这份关怀在论文的主体部分还是“压在纸背”，至结尾则“浮出水面”，作者通过对留德与留英留美学人的总体比较而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发人深思。对于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为中国谋学术独立、求文明新梦的实际成就，叶隽先生显然并不满意。潘光旦批评留学生往往重实用而轻学理，致使西学在中国不能形成制度性的再生产，且不说自主创新，连工程师等实用性人才都须仰给外人，于是，年年岁岁仍有大批留学生出洋。（《读书问题》）相对留美学人，叶隽认为留德学人更是“依赖于个体的感性认识与工作努力，而很少将之上升到理性高度来阐发，尤其缺乏对中西文化融合、知识输入与创造等宏观问题的深度思考，更不用说是有策略、有规划地加以进行了”。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二十一世纪仍未解决。
通过比较，叶隽还发现，留德学人多“单兵作战”，很少组织文人集团（“战国策派”其实是一个英美留学生为主的松散的文化社团），除陈铨外，大多数人皆不愿介入现实问题的讨论。冯至固守“学院写作”、陈寅恪严守学术立场，恐怕与德国学者多强调学术乃个人的寂寞事业有关。叶隽对研究对象有理解之同情，屡称“沉潜学术”和“慷慨人世”各得其所，却也发现，“以公民身份来关注政治的立场，似乎是留德学人所缺乏的”，留德学人自身对这一现象也“缺乏整体反思”。因此，像陈铨这样“勇于以自己的文化资源介入现实政治的行为，似乎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以为，宗白华的转变仍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五四时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四十年代又再度主编《学灯》（渝版），提出“文化建国”思路；恰恰是留德归来任职南京大学一东南大学时段，学问大进却不再借助媒体发言，可谓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这恐怕与德国文化的两面性有关：一方面强调强力意志、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注重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Bildung（内心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