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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鲁迅把“余裕”的意义看得如此严重，很值得深长思之。现在某些地方的基础教育把中小学生压迫得只能全力以赴地完成作业和参加考试，几乎没有什么“余裕”可言。对此人们非常痛恨，却谁也奈何它不得。这与其说是培养人才，不如说是摧残民族的元气！
文学同“余裕”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鲁迅在讲起苏联文学时说，总得“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文学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鲁迅本人的生活方式，既有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也是不乏情趣、留有余裕的。文武之道，有张有弛。过去有人以为鲁迅一年到头冲锋陷阵，横眉冷对，那是上了无余裕派传记和宣传的当，大大地误解了鲁迅。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另外三种——《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也都是现代翻译史上的绝品。书前有止庵总序，优游不迫，简而有味，极得要领。诸书校印精良，与底本的差别只在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竖排改为横排，订正了若干明显的错字，其余未作任何变动。原汁原味，实获我心。于是先取《现代日本小说集》重温一过，其余三本拟逐一读去，以广见闻，而破固陋。
（《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后出转精 推陈出新
■ 林大志 常红梅
谈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业内人士常有“边缘化”的感叹。其实，非止此类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有如此境遇，其他各行业举凡处境较为尴尬者，此类评价亦常可闻见，如传统戏曲之于文化领域，股票证券之于经济社会等等。有危机自然要设法改变，相关人士纷纷提出应对策略。然而，诸多解决之道相对比，希望外界因素加以干预的大声疾呼，终究不如内部的积极变革更加切实而有效。个中道理明白不过，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那儿摆着。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内部因素的主动变革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然悄然展开。任文京先生的新著《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又一体现。有幸作为此书较早的读者之一，读后最深刻的印象即在其开放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的多维视角。
唐代边塞诗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丰富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壮伟瑰奇的艺术魅力使之很早以来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百多年来，研究成果已颇有可观，欲在此基础上寻求突破，难度可想而知。任先生此书的特点即在于另辟蹊径，从泛文化的角度对边塞诗给予重新解读。换言之，不自设牢笼，跳出文学看文学是此书得以后出转精的原因所在。书中，作者并未沿用“作家——作品”的传统思路，而取“历史——文化”的研究理路以代之，论证过程中，广泛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边塞诗作综合的观照与考察。无疑，这种研究上的多维视角在实现对旧有模式突破的同时，令唐代边塞诗赋有了更为丰富深广的文化意蕴，也为读者揭示了边塞诗较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之外更为多姿多彩的一面。这既是对作品的重新诠释，也是对作品的价值重估。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站在文化立场上的多维视角并不以牺牲文献实证为代价，相反，文中所及大多能从原始资料出发，在广泛占有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爬梳、整理加以分析归纳，有些还以统计图表的形式予以概括，显露出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此一多维视角与实证精神的结合，使文章既内容新颖又扎实有据。例如，第二章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和英雄意识”，作者从唐人墓志入手，取《唐代墓志汇编》及汇编续集等原始资料展开论述，从中搜检、勾稽出以汉代著名军帅、英雄豪杰比附、称誉墓主的语句多条，并用图表形式清晰呈现，共涉及唐人墓志33方。这一论据的提出对于证明唐人所怀汉代情结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如，第一章论唐人的尚武精神，作者又将唐人墓志中有关士子“投笔从戎”的记载搜罗排列，共得22人亦制成表格。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这一侧面不难想见当时社会风尚被尚武精神日渐浸润的趋势。类似内容及论据文中尚存多处，此不一一赘述。无疑，同传统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思维模式与论证方式显得更为新颖而独到，其结论亦简明有力，令人信服。
显然，该书的问世将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文化立场上的多维视角更弥补了以往边塞诗研究的不足。这是此书的一个主要创获。
然而，窃以为，该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如前所述，作者的思维与视角并不囿于文学一途，与学术界多数就文学谈文学、就作品谈作品的研究方法思致迥异。文中多学科、多视角的观照方式，还原历史、贯通古今的人文精神，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由此引申、连类而及的是当前如何改变学术研究边缘化地位的问题。事实证明，因循旧制，墨守成规的路行不通。那么，就必须敢于尝试新路。任先生此书称得上是近年来诸多尝试中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该书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并非脱离作家、作品凭空立论，书中以边塞诗、边塞诗人的思想心态为佐证材料的论述触目可见。如第三章谈“影响诗人人边幕的其他因素”一节，既引证两《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太平广记》等典籍以证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又举陈子昂、高适、杜甫、姚合等人的诗作相互参证。诸如此类的内容使该书文化研究的模式得以建构于扎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这种文化阐释根基牢固而不至流于空泛。随后，作者又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自由调遣，在纵横捭阖之间将边塞诗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和解读。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方法、结构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正是该书作者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和宽广、开放的学术视野。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与对接也是该书自在的目的之一。
时代精神是书中着力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代诗人身上，它集中体现在进取精神、尚武精神、游侠精神等三个方面，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唐代社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有唐一代兴旺昌盛的盛世气象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从这一意义上说，关注边塞诗、关注边塞诗人，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有裨益，对厘清那一段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亦多有助力；而这显然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体察，在沟通古今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启示，并从中获取古代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从而为时代的发展、为我们的未来注入不断前进的营养与活力。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摆脱边缘化地位的必由之路。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任文京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2．00元）
读
这本书不大好归类。按说它比较接近文化随笔集，只是随笔多为短什，而它一篇便是洋洋万言，这还只是说形式。内容上，随笔集多为散珠的集合，将珠子穿在一起的绳子，或将珠子聚在一起的盘子，往往只是作者的名字。而这本书虽然信马由缰，纵意而行，却分明有个大方向，那就是作者的历史观。作者从南北东西的地理形势中窥见到上下古今的历史格局——还取了个很工程力学的名字，我当然背不下来。顺着这样的史观，欧亚大陆倾斜的东端将山川人物长卷一般展开。就立意的严肃性而言，这本书说它是论文集也没什么不行。只是以作者游春观景大摇大摆的步调，他愿不愿意被整编进史学论著的行列，我很怀疑。况且，手捧《芝加哥文体手册》走正步的史家，人家愿不愿意跟这样一位——他们一般叫“野狐禅”的——为伍，我也很怀疑。但无论此书归在哪儿，反正它存在了——而且就在枕边，有史、有识、有才调、有情怀，使我醒梦间的那段时光颇不枯燥。
王国维曾慨叹自己：从事学术则嫌感情过盛，从事文学则嫌理性太强。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兴趣广泛一点的人要当好自己的总管，协调好自己的各种特质，让它们在发挥积极性的同时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认识毓海已有不少年，他显然属于一身兼着好几位的那种人。他是学人，也是才子，又是思想者——好像还是个“毛派”。这几种人，是捆在一起，还是堆在一起，还是合在一起，还是化在一起，相信不是一个太小的难题。爱因斯坦的音乐爱好和物理学研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关系，也许比研究累了就拉一段要复杂些，也许就那么简单。以我的观察，毓海不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午当学究、晚间做才子的类型。他显然是把几位自己用菜刀拍碎，然后用筷子搅匀，因为，他端上来的这份精神食粮，几乎每一口都能吃出上述每一位。
一个民族向未来的奔走从来都伴随着向过去的回望——山重水复风雨苍黄之际回头率尤其高。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像祝东力、王小东、韩德强、张文木，还有眼前的韩毓海，这些年都串通好了似的，贼一样不声不响潜入历史的夜色，然后大包小包回到青天白日下。我心里埋怨他们去通古今之变的时候干吗不约上我，要是那样的话，此刻灯下读他们的著述，就不至于光觉得热闹有趣，说不定在“门道”方面也能跟人家商榷商榷，提些有分量的意见呢。
（《天下——江山走笔》，韩毓海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版，35．00元）
亲切有味的历史阐述
■ 程亚文
平日喜欢读历史，读得多了，不能不关心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历史评价的一些说法，在我看来极富启迪。由于所处时代特殊，个人经历特殊，黄先生的历史视野深广，认为中国人写历史与读历史，多喜欢前置一种道德眼光，并以此来评判是非，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是故他大力提倡要以技术眼光来思考和对待历史，而不要一味以道德论是非，道德眼光只是考察历史的视角之一，它只有与其他的视角合在一起，才能对历史是非做出合适判断。
手上拿着一本出版不久的名叫《叩问历史》的书，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黄朴民教授。从这本小书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不单纯以道德眼光看问题的历史研究者。
朴民先生显然感觉到了道德眼光和泛道德氛围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在《关公崇拜情结》一文中，他情不自禁发问：论资历，关公比不上姜太公；论军事理论建树，关公比不上孙武子；论将德，关公比不上岳武穆；论战功，关公比不上韩信、白起，可为何“武圣人”这个称号，偏偏就予以了关公，关公在民间那样受到顶礼膜拜？朴民先生“返回”关公崇拜情结产生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发现背后的道理实际上一点也不复杂，就在于自宋代以后，随儒学文化深入发展，关公的所作所为，恰好十分符合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规范。“对于关公，统治者喜欢他的‘忠’，老百姓欣赏他的‘义’。中国自古以道德立国，所以尽管关公走了麦城，丢了荆州，可并不妨碍他坐上‘武圣人’的交椅。”
在朴民先生看来，这种以道德定是非的态度是大有问题的。历史的演进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不是良好和简单的道德愿望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在评判历史人物上，朴民先生力求规避单纯的道德判断，而主张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在紧张中调和。这种历史态度，在这本书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第一辑“人性的‘圣贤”’中对孔子及其被树为人神的经历的叙述，第四辑“醉的世道与傻的人生”中对汉儒独尊儒术的来龙去脉及对汉儒迂执的批评，都着墨多多，使人读之便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孔子原来也是有许多小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