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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本人是个文盲，十多年前曾跟人远远地到广州打工。因为不识字，看不懂劳务合同，一年下来只得到老板说欠他８百元工钱的一句话。没有钱买车票，只得从广州徒步走回湖北鄂西山区的家，走了整整二个月！在路上，伤心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三个儿女都读书，还要上大学。
女儿是老大，也是第一个进小学念书的。为了帮家里凑齐学费，她八岁就独自上山砍柴，那时每担柴能卖五分钱。进了中学后住校，为节省饭钱，她六年不吃早餐，每顿饭不吃菜只吃糠饼，就这样吃了六年。为节省书本费，她抄了六年的课本……
她终于实现了父亲的也是她的愿望，考上了大学。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五只山羊又向亲朋好友借贷，总算凑齐了一半学费。父亲坚持要送女儿到大学报到，一是替女儿向学校说说情，缓交欠下的另一半，二是要亲眼看看大学的校园。临行时，他竟找不出一只能装行李的提包，只好从墙角拿起常用的那只化肥袋。
他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个心目中最庄严的场合被人像抓小鸡似地拎起来。当女儿骄傲地叫他父亲，接过他的化肥袋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在人群中穿行的时候，他的头高高地昂起来那是一个父亲的骄傲，也是一个人的骄傲。
报到结束了，还有些家长在学院附近的旅馆包了房间，将陪同他们的儿女度过离家后的最初时光。但他不能，想都不敢想。他一天也不敢耽误返程的时间，而且他的路比别人都要遥远，因为他将步行回到小山村。
不过，这一次步行，他会比一生中的任何一次都要欢快，他知道能买得起一张硬席车票的日子已经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3期
老兄，革命就是生活
作者：南方朔
20世纪的神人偶像
1967年10月9日，在近代革命史上，乃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近代最伟大的传奇革命英雄格瓦拉英烈而亡，死时年仅39岁。
而格瓦拉最后的那几天，过得实在非常凄厉。当时他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和美国联手，实施高科技式坚壁清野的围剿战术下，已愈打愈少。到了10月初，只剩下16人而已，最后被围困在一处叫做“无花果树”的北面山脊。10月8日，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攻击，格瓦拉在还击时，他的卡宾枪被击中，右臂也被击中，由于失去了反击能力，只得投降被俘，时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同时被俘的还有两名他的战友。
格瓦拉被俘后，玻利维亚军方以及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罗德里古兹立即展开侦讯，但他拒绝做任何答复。而同时，他被俘的消息也立即被呈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总统达仑多斯立即邀集了陆军将领和美国中情局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结论是不能让格瓦拉活着受审，否则他一定会在法庭上借机鼓吹革命。于是，立即把他处死的命令传送到前线，10月9日下午4时许，即他被俘后整整24小时，一个士官进来，对他的手脚进行射击，当时是希望把他弄成伤重不治的模样。但很快的，他们觉得这太麻烦，干脆直接杀死。于是几个士兵进来，对他一阵射击，格瓦拉当场死亡。后来被证明，他当时一共挨了9枪，有两枪是打中致命的要害。而就在格瓦拉被射杀的同时，另外两名被俘的战友也被立即处决。
那些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射杀他之后，搭乘直升机返回首都拉巴斯，而格瓦拉的遗体则被帆布包裹，用另一架直升机送往陆军总部所在地的瓦诺果安德市。他的遗体首先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验明正身，美国中情局人员全程参与监控。当时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都闻风而至。于是在检验完毕后，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摄影记者拍照。玻利维亚的军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定没有想到，让格瓦拉的遗体被拍照，已替20世纪创造出一个具有耶稣形象的受难英雄。
因为，格瓦拉的遗容，实在太奇迹了。他躺在担架上，上身裸露，躯体瘦削无比，仿佛正对世界的不义做着最后的指控。而他长着胡须的脸孔，有着那种受难的神圣气质，脸上泛着一缕悲伤的笑容，整个神情非常有耶稣受难的相似性。这张照片被全球媒体刊登之后，不但未曾起到宣告格瓦拉已死的作用，反而让他的道德形象因为他的死亡而被更加抬高。他成了现代的“被钉十字架的神人偶像”（icon of cnlified demigod）。格瓦拉的那张头戴革命扁帽的头像照片，以及那张死在床上的照片，不但在1960年代欧美青年反抗运动时，成了每个人的图腾，甚至到了今天，他的头像都还被印在青年人的T恤上。格瓦拉个人的革命事业虽然戏剧性地并未完成，但只要人们的希望不死，总是会有人在他的感召下前仆后继。20世纪有太多的英雄豪杰，但像他那么纯粹、洁净、头上罩着道德光环的悲伤英雄，可谓绝无仅有。
格瓦拉不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不义充满了悲伤，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悲伤的命运。这个长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医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定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到老，但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这是伟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和那个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国对敌。他当然没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终极理想真的永远不会成功吗？
一个敢于和呼吸器官挑战的人
格瓦拉是20世纪几乎再也看不到的浪漫英雄，而他之成为英雄，乃在于他是如此的独特，以致于变成了一则几乎不可能的传奇。
格瓦拉生于1928年6月14日，他的父亲是阿根廷的著名医师，为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而他的母亲则是漂亮的社交名媛。在他还没有记忆的幼年，有次他的母亲带着他去参加上流社会帆船俱乐部的活动，由于母亲自顾自地嬉游，任由他被疾风吹袭，这场灾难使他大病并留下了终生不愈的气喘病。但他却拒绝向这个麻烦的病屈服。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明知自己哮喘严重，但却硬是去玩那种最激烈、也最和呼吸器官挑战的美式足球活动。他自组球队，运动时总是带着药以备急需。有次比赛中病情发作，而药却遗失，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仅仅由这样的故事，格瓦拉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个性，即已一览无遗。
由于出身上流社会，格瓦拉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业，继续行医，而放任的母亲则鼓励他自行发展。于是他自行选择了医学的道路，后来进了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
而就在这习医期间，1951年他偕同年龄较长的朋友吉门内兹，像美国前卫嬉皮青年一样，两度骑着摩托车和靠着在公路上拦车，到南美洲五国漫游，全程1。2万公里。由后来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已可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素朴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而促使格瓦拉成为革命家的最主要机缘乃是1954年。那一年他到瓜地马拉探索玛雅文化，就在那时，瓜地马拉的进步总统阿本兹为了改革社会，抵制美国的垄断剥削，决定将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收归国有。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水果公司”的高干，遂和瓜国军人勾结，发动政变，轻轻松松就把阿本兹总统推翻。瓜地马拉的事件，使他看到了拉丁美洲被美国主宰操弄下的悲剧。于是，追求拉丁美洲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宰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他的心意中。同一年，除了由瓜地马拉的事件得到启发外，当年他漫游到墨西哥，当时在古巴搞革命而流亡的律师卡斯特罗也在墨西哥，两人在朋友的引见下，于1955年在墨西哥城的近郊首次见面。卡斯特罗找到了他革命事业的最重要伙伴，而格瓦拉则找到了他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献身国家——古巴。
于是，1956年11月，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一共82个知识分子，搭乘一只破船“格拉玛号”，偷渡回古巴。在抢滩上岸时遇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大军队的伏击。只有22人逃过了枪杀。他们召集一批学生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古巴东部的麦斯特拉山区打游击。当时的古巴正处于被美国严重剥削垄断，而巴蒂斯大政权则助纣为虐，因此古巴650万人口里，有100万人买不起鞋子，50万人从未喝过牛奶或吃过肉，240万劳动人口有20万人完全失业，而独裁者虽残暴但却无能，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则根本不认为这些学生游击队可以成就大事，因而未介入对他们的围剿。这些因素，使得古巴革命成了一场相当幸运的革命。只不过两年时间，这一群知识分子游击队就在圣塔克拉一役之后，势如破竹地驱逐了巴蒂斯大。这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长驱进入哈瓦那，古巴革命成功。
古巴革命后，格瓦拉先后出任过陆军副总司令、央行总裁及工业发展部长。从1959年到1964年这段他担任古巴政府要职期间的表现，我们已可看出他的两个思考主线：
其一，他那种泛拉丁美洲，甚至泛全球的革命浪漫主义开始增强，认为古巴知识青年以意志力为基础的革命实验，应向所有被帝国主义及独裁者双重压迫的国家推展。
其二，他是个中庸社会主义者，认为古巴应摆脱依靠糖出口美国的方向，走出另外一种更加多元自主的发展道路。当时的古巴在美国的杯葛颠覆下，被迫不得不向苏联靠拢，对此他大为不满。
其后，1964年格瓦拉失势，隐居古巴西南海外的松岛，在那里专心著述。他那本对后来激进新左派曾发挥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游击战》，即在那个时候完成。在那本著作里，他认为革命家从不等待革命情势的到来，而是要去创造革命情势。他不认为城市内的共党官僚体系或工人组织可以发挥革命的作用，而是应由纯粹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乡村游击队，每个游击小组是个小马达，全部加起来就会成为革命的大马达。这就是他的“革命核心点理论”。
为了推广他的理论，1965年初他曾从古巴失踪了大约半年之久。这个谜团在多年后被揭开，即他写的《非洲之爱：刚果革命斗争日记》。原本他率领百名古巴游击战士到了刚果，要协助刚果人民摆脱殖民帝国的噩梦，但他的“非洲之爱”最后被证明本身即是个不可能成立的噩梦。他和游击队员对刚果毫无理解，只有意志和信心完全没用。刚果经验是格瓦拉浪漫主义的首度遇挫。
但刚果经验并未让格瓦拉灰心。1966年11月，他又率领一小队知识分子游击战士，化装为乌拉圭商人，进入南美的玻利维亚，而后辗转到了玻国中部的大谷区和大河区。但在玻利维亚即将满一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游击战却告失败，格瓦拉亦告死亡，这段经验，他都写在《玻利维亚日记》里。这本日记忠实地把他在玻利维亚所遭遇到的艰难革命历程，做了最坦白的纪录。
其实，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挫，并不难理解。自从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即开始担心拉丁美洲会否脱出掌控，而让美国利益受损。于是，美国一方面封锁古巴，另一方面则和拉丁美洲国的右翼政府加强合作，要肃清各国的反美游击活动。美国对巴拿马施加压力，在那里设置了反游击战基地，自拉美各国征得2万多人加以集训，这个基地后来也是美国颠覆尼加拉瓜右翼桑定政府的基地。此外，美国的特种绿贝雷帽部队也进入拉丁美洲各国。美国部队在战场上使用遥感探测的科技，格瓦拉的游击队甚至连煮饭都会被侦测到。在美国和各个右翼政府合作下，格瓦拉的游击战已形同少数人与大举动员的美国之间的战争，格瓦拉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革命经验有如一场梦靥，玻利维亚乃是南美洲穷国，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更是最穷的地方，那里疫情盛行，生存维艰，甚至连基本的枪械弹药都补给困难，他的游击战士愈打愈少，终于在1967年10月9日结束了他璀璨、短暂、让人感动的一生。
格瓦拉传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后开始形成，正如同耶稣是在受难中成就了伟大一样。他的死亡被20世纪反抗哲学家沙特推荐为“当代最伟大的英雄”，1960年代欧美新左翼知识青年运动有如狂飚般兴起，有7个人物被列为新左派英雄，格瓦拉为7人之首。他那张头戴游击扁帽，像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的肖像，被反叛青年印在海报上、杂志里，更多的则是印在年青人的T恤上。他被人膜拜，乃是因为他的一生在这个一切都庸俗化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