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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承诺
作者：刘红
二十多年前，开门办学成为潮流。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设在距县城８０多公里的朝阳峰。
农忙期间，高中学生自带粮草，分班轮流上山，时间一周。
朝阳峰顶建有红砖青瓦院落，原是寺庙。建国后几经冲击，僧侣多作鸟兽散。我们上山时，仅有一老僧留守，为我们挑水扫地，炒菜做饭。老僧已蓄须发，不打坐，不诵经，衣着一如常人。我们忙时，他来帮忙；我们闲着，他便远远躲开。朝阳峰海拔１１００多米。山上长风不止，据说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半年。茅草繁茂，而树木却不及人高，且奇形怪状，使人想起盆景。作物除了红薯，什么都不长。我们年年垦荒、播种。今人欣慰的是，红薯个大，产量高。那年月，我们就是这样，投入青春，收获红薯。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我们窝到床上，伴着呼啸的西北风，在黑灯瞎火中闲聊。说得最多的，自然是这座山、山上的这座庙以及庙里的这个神秘的老和尚。有人提醒说，和尚是封建余孽。弄得我们很紧张，心里想，这老僧会不会往饭菜里投毒呢？于是我们成立了侦察小分队，连夜行动，将老僧秘密监控。
后半夜，厨房的油灯昏昏地亮了，我们几个埋伏窗下门边。老僧打开库房，提出一袋大米，倒入一只大木盆中。他在盆边蹲下来，捧起一把大米。大米水一样从他指缝漏出来。他从腰间取出一只小布袋，左手撑着袋口，右手抓米。抓了几把，布袋灌得鼓鼓的。他紧一紧袋口的绳子，松开宽大的袂裆裤。将小布袋系在裤裆中。然后淘米、生火蒸饭。天色麻麻亮，饭枧升腾着香喷喷的蒸气。他用灰土盖住灶膛内的明火，准备溜了，在门口被我们逮个正着。
我们押了老僧进房，搜出饱饱满满但不足两斤的一袋米，问：“为什么偷米？”老僧目光躲躲闪闪，说：“喂猫。”我们笑了。出家人不说谎，偶尔说谎，必成弥天大谎。又问：“猫儿能吃米吗？”我们在大批判、大辩论的大氛围中成长，长于口诛笔伐，敢于无理取闹，何况铁证如山！我们个个神气十足，底气十足。老僧慑于气势，两膝着地，长跪不起。“我是山东人，”他说“我到崇阳二十多年了……”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说。像是盖头盖脑淋了一盆水，他打个寒颤，突然间就平静下来。
“我被拉壮丁当了蒋匪的兵。南京解放的前夜，我逃出城壕，与一个姓王的崇阳籍伤兵结伴同行。王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走出百十来里，王不行了，托我给他父母养老送终。
说着就断了气，但眼睛睁着。我替他抹上眼睑。才松手又睁开了。王对我不放心呢。我说，我保证给你父母养老送终。王闭上眼，清亮的泪水从他眼角浸出来，直往耳洞里跑。““其实，我事先和王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崇阳这个地方。我边走边问，直到次年秋天才找到王的父母。他们真的很老了，而且无依无靠。我在朝阳寺削发为僧后，在半山腰找了块背风的平地，盖了间干打垒的茅屋，把他们接来住下。这一住就是二十六年。我无一技之长，只能走东家窜西家化些食物接济他们。你们来后，见到白花花的大米，我便生出邪念，想偷了米送去，让老人熬碗粥喝……太阳升起来。我们跟随老僧，沿着仄仄的山路来到一间茅屋前。两位鹤发老人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怡怡然捉着虱子。压着茅草的石块被风推动，屋顶掀开一扇天窗。
老僧爬上茅屋。这位为一个承诺坚持了二十六年的老僧，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吗？我们望着屋顶发呆。
老僧立于屋顶，黑色的身影愈发高大，如生铁铸就的一座碑。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１４期
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李永芳 口述实录
因为超生，村领导把我们逮起来了
我是安徽省阜南县人，来北京差不多4年了。我记得当时家乡发洪水（指98年华东大洪灾），把什么都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北京找活干。她（指女儿王翠兰）爷爷最先过来北京
的，奶奶那时候得了高血压，也花了一些钱。我们很穷啊，在家没有什么好干的。过了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也过来了。我还有一个干弟弟在北京，他是卖菜的，收入还可以，他让我们来北京，说比呆在家里好，我们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一家人到北京来了。
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在公社医院，也算是个国家医生吧。我爱人也是医生，是自己开的诊所，那时乡里就只有我们家开的一个诊所，我们是合法经营的。我和我爱人也一块种地，我们一家7口总共有五六亩地。可是挣不到钱，还很累。开始的时候，我只生了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人家都看不起我。后来我超生了一个儿子，村领导就把我和我爱人逮起来了，要罚我们的钱，可是我们没钱啊。（女儿王翠兰插话：“他们把我妈和我妹都抓起来了，问我们要钱”）那时候，那些人还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砸了，可凶可凶了。最后我们还是被罚了6000多块钱。说实话，那时如果我生的是一个闺女的话，我就不要了，我们那边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的。
在老家开诊所挣钱不多，那些人要是有钱了，都把钱用在买化肥、农药那些上面，看病的钱就老欠着，有时候一欠就好几年，过后也就溜了，没那回事了。别人欠我们家7000多块钱我们都收不回来了。
卖一盒药只赚几毛钱
来北京以后，我们也开诊所。（一开始李永芳吞吞吐吐，不大愿意往下说。她问我们把她的话记录下来会不会上报什么的，会不会有人来抓他们，经过我们一番解释和安慰后，她终于同意继续跟我们聊下去。）在家的时候真的很穷，出来还好一点。前一阵有寒流，来看病的人比较多，我们的生意就好一点，现在不行了，一个月才100块钱左右，有时候还要赔本呢。诊所生意不好做，我们在这主要是卖药，我们从医药公司进货，我们同他们拿货拿多了，比较熟，他们也会便宜点卖给我们。她爷爷和我爱人都主要靠卖药来维持生活，我爱人有时候白天也要出去找活干，帮人家卸个货什么的。这些活都是不固定的，有些工厂要找人卸货了，几个老乡朋友就来喊他一块去干，这也挣不了什么钱，大概一个月300块钱左右吧。我干弟弟干得不错，我们刚来的一段日子有困难，他还给了我们几千块钱呢，他挺帮我们的。爷爷现在在黄庄开了一个诊所，主要也是卖药，也给人家看个病什么的，有营业执照，但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就要800块钱一个月，开支很大。这个店开了两年了，一个月最多挣1000多块，除去房租那些，一个月只有一百多两百左右，而且还干得很辛苦。我爱人也经常到那边去帮忙，拉货什么的。
（李永芳的爱人王殿科回来了，下面是他跟我们说的情况。）我开这个诊所，基本上是给外地人看病，他们也上不起大医院，那里的医药费贵得很，我们这里就便宜多了。一般的小病像感冒、发烧、肚子疼什么的，开点药两三块钱就可以了，最多也只是十多块。有些大病我们不能看的，就让他们上医院去。有些人从老远跑过来找我看病，他们都很相信我的。老实说，我开这一个诊所一方面是维持生活，另一方面是帮助一下他们（指外地人）。这个诊所根本就挣不了钱，卖一盒药才赚几毛，而且我们也没想过要挣大钱。
有一个山东人，他得了盆腔炎，如果他到医院去看的话，没有1000多块钱是下不来的。他到我这儿，300块钱我把他治好了。他没钱，欠了我半年多，后来全还我了，还挺感激我们的。有些人没钱的，我们可以先赊账，等他们有钱了再给，我们一定会先给病人治病，不会见死不救的。
搬一次家要三四个月才能缓过来
我不大愿意与北京人交友，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人，说话狠，听到我们说话有口音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就看不起。我在这里的朋友挺多的，都是老乡、外地的，大部分是给他们看病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家经常来客人，喝个酒、吃顿饭什么的，这也占了一部分开销。一个月买菜都起码要用300块钱，有时候还要四五百呢，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便宜的菜，韭菜啊，蒜苗什么的。就是经常来客要花钱。但也没办法啊，我朋友多，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的。
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的话，我就回去。我更愿意留在老家，那里比较自由。
我来北京以后搬了4次家了，搬一次家要三四个月才能缓过气来，老搬家的话，人家想看病都找不着我们了。但是这里的房租又很贵，我们这里每个月360块钱，我还有一个房子约16平方米，是每个月220块。这里如果夜里来了病人就不能住了，我女儿就到那边去住。
我平时看看电视，晚上看看医学方面的书，和朋友聊天，喝喝啤酒。我没带过孩子出去玩。我自己跟朋友去过一次王府井那边，没啥意思，以后可能不会去了，主要是因为没钱，那边东西太贵了。
对将来的想法，就是希望孩子能上好学吧，只要他们能读下去，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我都供他们读，就算借钱、贷款什么的，我都会让他们上。对于我自己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能维持生活就差不多了，最好房租能减少一点吧。我也没啥需要，我对政府社会没什么意见，我们没钱是因为我们自己干不好，与别人、与政府无关。他们也经常来查暂住证什么的，我们也不反感，就让他们查呗，反正我们都是办好手续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大爱无欲
作者：蔚冬
一位喜欢旅游摄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他遇到的故事。
那年冬天他去云蒙山拍摄雪景，临近傍晚的时候，在林子里迷了路。他害怕极了，在雪地里转悠了好半天才借着微弱的一点光亮，在半山腰处找到了一户人家。
跼蹐缩缩地扣开了这家的门，接待他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他长的什么样子。只是感觉这山民很朴实厚道。
他告诉人家，自己是来这里采风的，迷了路，想投一宿讨口吃的。
山民很热情地把他给请了进来，赶紧叫他老婆去给做饭。
这里虽然属于北京，但山里人的日子显然不是很宽裕，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一盏老式的煤油灯。家徒四壁没有像样的家具。炕上还躺着一个不大的孩子，像是得了什么病，瘦得没有个人样儿。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山民把他请上了暖和的炕头，给他抽自己种的旱烟，说抽两口就不冷了。那烟劲儿真冲，呛得他只流眼泪。不过抽完两口，身子还真就不冷了。
一会儿工夫，山民的老婆就把做好的饭端上来了。山民抱歉地说，家里实在没有什么菜，所以就用剩下的一包方便面的作料冲了一碗汤。
我的朋友太饿了，接过饭碗，二话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