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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跟孩子解释呢？对他说“你其实是从一个虚假的天堂回归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天底下的母亲，无一不认为自己身怀爱的绝技。如果她能冷静地权衡利弊，分析出孩子留在别人的怀里将有利于孩子今天的成长、明天的发展，那她就不再是母亲了。当那个小生命从她的腹中游离，她的一颗心就被剖成了两半，一半留在自己的胸腔，一半附在孩子的身上。丢了孩子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母亲。每当媒体上发布有关寻觅“迷失的花朵”的信息，我这个做母亲的人都会认真地去听，去看，去记。我巴望着自己能幸运地在大街上偶遇一朵迷失的花，然后，亲手将他（她）送还母亲的怀抱。我愿意看到一个母亲从一无所有顷刻间变得富可敌国。
我相信李二荣所说的话：母亲所能给予孩子的爱最多，这一点世上无人能比。不谙世事的孩子，也许会留恋他人一个温热的怀抱，但是，当他长大，他一定会深深感恩当年那些将他的母亲从赤贫中救起的人。他也终会明白，自己当初气恨地拨开的那双悲伤贫苦的手，一旦拥他入怀，就永久地被欢乐和富贵注了册……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素质只是不用提醒
作者：北北
在国外看到汉字是亲切的，宛若在异乡看到熟人。澳大利亚也有很多汉字，其中两处，我看了，心里却至今不舒服。
墨尔本市至菲利普岛的途中有个小动物园，园子萧条而且破败。汉字先是出现在一扇小门前，歪歪扭扭地写着：厕所。与之并列的还有英文与日文。但踏进小门，前行几步，进入女厕后，英文与日文都不见了，只剩下中文：“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字了，小学生都认得。主人把它写好，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不仅一处，小小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厕内竟贴了三处，都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个文明程序并不高的厕所，我指的是它的内外部建设：低矮、潮湿、幽暗、简陋、微臭，与我们国内都市稍像样点的公厕都没有可比性。然而，就是它，居然还有了嫌弃谁的资格，还如此毫不客气地反复提醒前来的人“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只用中文提醒。
无独有偶，悉尼湾的轮船厕所内，也有中文，也写着类似的字。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日本人和其他洋人都懂得上厕所有什么规矩，他们不需要提醒，而中国人却是需要的。我第一个反应跟自尊心有关，觉得我们被歧视与侮辱了。但是后来，导游跟我们讲了一个相关的例子。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立着垃圾桶，桶分两层，下面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中国人现在来澳大利亚旅游的很多，到处可见黄皮肤。但中国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习惯地一“呸”，就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了，而且吐得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主人于是写了字，汉字，赫然贴到墙上：“请不要往里面吐痰。”
如同厕所人人都要上一样，外国人不是不吐痰，但他们吐在纸上，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面一层，如此而已。这样的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忽视了。导游也是中国人，来澳多年，普通话仍然说得字正腔圆。他说：真是不好意思。
还有谁不好意思呢？我看到餐馆里有同胞举杯对饮，脸红脖子粗，嗓门都开放到极点。显得比任何人都开心与兴奋——莫不是也要在一旁的墙上贴起“请勿大声喧哗”的汉字？我还看到红灯之下，仍有同胞在众目睽睽下悠悠过马路，脸上是旁若无人、理所当然的表情——难道要在路边墙上也出示“请勿闯红灯”的汉字？
国内这样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就在写这篇文章时，电视正直播着在株洲举行的中国与比利时的乒乓球对抗赛。女广播员用清脆的声音告诉赛场内的观众：“请不要用闪光灯，请不要吸烟。”只有中国人需要提醒，且提醒也往往毫无用处，所以，的确应该感到不好意思。很显然，只有感到不好意思的人越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写在墙上的那些字才会越来越少。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作者：朱学勤
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我记得他有两个习惯动作：一是“敬惜字纸”，看到屋里任何一片有字迹的纸片都要小心翼翼拣起来；二是每次解手后都要把双手团在胸前吹口气，说是能解晦气，交好运。印象中他好像从未生气，寡言少语，以致今天有老邻居碰在一起，都会说“毛胡子爹爹脾气好”。五十年代的生活是灰色的，但他对生活却从无怨意。每年中秋、冬至，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中秋节晚上，他要在院子里摆上芋艿、毛豆，焚香拜月；冬至中午，一定要把家人聚齐，磕头、祭祖、烧纸钱。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底层老人，我后来去台湾听那里的老外婆“痛说革命家史”，才知道他也有一段秘辛，甚至惊人之举。
1948年老外婆还年轻，而且漂亮，一定要跟着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公私奔。老外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性情豪爽暴烈，一言不合，就会掏枪火并，至今在家乡村头的老槐树上，还有他留下的子弹枪痕。老丈人当时说不动女儿，只能向未来的女婿提条件：要娶女儿可以，必须退出军役。老外公是个二楞子，居然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带着老外婆私奔。转眼间到1949年，乡下土改，年轻夫妇无法存身，潜逃至上海。 我让老外婆回忆，当时住在上海哪里？老外婆说是：“东北片的五角场，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军营里，院子里荒草齐膝，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有榻榻米。”当时我听着就吓了一跳：如果她没有记错，根据这些方位特征，这一对国民党前军官夫妇浪漫潜逃的隐居地，正是35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入伍去当军校教员的那个“共军兵营”！后面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
老外婆说，他们躲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爷爷偷偷给他们送食物，后来还带着他们去见杜月笙。我害怕她的历史记忆有艺术加工，就问她杜月笙面容。她回答说：“长脸，口里镶金牙，上海本地口音，对不对？”确实对，这些特征与我在书上见过的记载和照片是能吻合。我又问，我爷爷怎么会认识杜月笙？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底层工人，在我的印象里，连南京路在哪儿都不一定清楚，怎么会带他们去法租界东湖路的杜公馆！这一次是轮到老外婆反问我了：“咦，你爷爷是杜月笙的学生子，你们一家都不知道？”我让老外婆说得再详细一点，老人把往事说得分外醒目：
“杜先生一见学生子带来陌生人，只问为什么在乡下呆不住？我们说完，他把手一挥，就说‘阿拉外头去，外头去’，就把我留下陪他女眷打牌，三个男人就出去吃饭说事了。”
我问老外婆又怎么离开上海？她更惊讶：
“是你爷爷摇舢板把我们送出吴淞口的呀！你们一家也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两岸相隔，时间也太久。我回到上海追问我父亲，他比我还要惊讶，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父亲居然加入过杜月笙的工会，也不知道曾经送饭去五角场的兵营，更无法想象老人家那样懦弱的佝偻身影，居然能在月黑风高之夜，摇一叶舢板把一男一女送出风高浪急的长江口。
这是所谓解放第一年，上海社会底层发生的事。我现在的理解是：爷爷并不是故意保守秘密，而是和社会底层很多人一样，随本性行为，也随本性沉默。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甚至历史风浪，是他的孙子一辈读历史书读得太多，硬性解释出来的。他们本身是历史，但不存有历史意识，因此也就避免了一惊一咋。不留存记忆，不解释意义，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那么多的日子要过，过来了，也就过去了。
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乡村里的德国教师
作者：董月玲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教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壮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能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状语的偏僻小山村。
一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五一’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村我学生的家里住。” 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终考，一些人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上高中已经不抱希望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
“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
二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他要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