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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桥上那些人
作者：胡弦
有一段时间我上下班的时候，要经过一座桥。那原是一座老桥，后来经过改建，变得很宽，人行道上也足以跑开小汽车，所以，傍着两边桥栏的地方就常常被人占据，每天有三两人到七八人不等。他们或站或蹲，有的面前放着一个小木牌子，写有“油漆”或“绷床垫”等字样；有的面前没有牌子，却会有一个包，敞着口，露出了锯子、斧子、凿子等工具。这是些零工，包里的工具也就是主人能做某种活计的招牌。
他们都是民工，来自周边的农村，会一点技术，在桥上等生意，这使拓宽后的桥像一个小型的劳务市场。他们的存在，对交通和市容都有些影响，曾有戴袖章的人来驱赶过他们几次，但效果不大，等“袖章”们一走，那上面马上就恢复了原样。
打零工的人有何种心态？我没打过，无法确知。但我以为，除了做活时需要付出的劳累，等活更是一种煎熬。在这来来往往从桥上走过的人里，你不知哪一个会成为主顾，也不知今天有没有生意。我曾留意过他们的眼神，那是一种粗看漠然而迟缓的眼神，常常跟随着一辆汽车或自行车，被带到很远后才又收回，但实则又充满了期待，你只要多看他们几眼，那漠然立时就会被激活，并迸出充满热切希望的灼人火星来。所以，我从桥上过的时候，对他们不敢多看，惟恐使他们在希望之后有更多的失望。桥上无所荫蔽，风大，冬天太冷，但即便在滴水成冰的时候，仍会有人在那儿坚持。但我终于要用到他们了。我家的地板坏了，找到装饰市场，发现卖我地板的那个商家已经消失了，没办法，只得找一个零工来修理。在桥上，我和他们中的一个谈了价格，领到家里来。
这是个长得有点矮瘦的中年人，干活很仔细，很卖力。我的地板坏在厨房里，由于雨季受潮的原因，胀了起来。他研究了一番，说是由于贴地脚线时不小心，水泥掉进了伸缩缝里，地板不得伸展所致。然后他趴在地上，用一根弯头的钢筋，一点一点掏伸缩缝里的水泥，很快汗流浃背，掏出的水泥末子粘在身上，很脏，使我感动。吃中饭的时候，我邀他一起吃，他不愿意，我说我也是农村来的，于是叙了叙，竟是一个县的老乡，他这才入座。边吃边谈，我才知道他叫扎根。他说，他去年跟一个建筑队干了一年，结果被骗，一分钱也没得到，所以，打零工虽然大部分时间没活干，赚得少些，却图个现钱，保险。他们干活时，也一般不敢吃雇主的饭，怕工钱打折扣。还最怕阴雨天，一下雨，那就注定没活干了。
和扎根打了交道后，我也不由留心起天气来。我注意到，今年雨水的确特别多。下雨的时候，桥上果然不再有人。民工们会在哪里呢？下雨天，上班族的工资并不会缺少，但对民工来说无疑是灾难。“劳动着是幸福的”，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名言，民工们未必知道它，但对此肯定有最深切的体会：酷寒和炎热的时候，能有一份工作让他们流着汗，那大约就是强过在桥上干熬的幸福了。
每次在雨中过桥，我都希望坏天气能尽快过去，民工的心中尽快晴朗起来。但我发现，没有雨的时候，民工的日子也不好过，时间已是盛夏，日头特别毒，他们灰色的影子落在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栏杆上时，仿佛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着。
不久，离大桥不远的地方，一片山坡被围墙圈了起来，要建一个居民小区，桥上的民王骤然多了起来，许多人衣服上总是带着泥水的渍痕，拍一拍就会掉下灰尘来。夏天里，他们裸露的肩膀和脊背是一层灰黑的油亮，像浅浅的夜的颜色。那是太阳曝晒的结果，强烈的光制造出的暗。每到晚上，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桥上过夜，在人行道上铺一张席子睡觉，图桥上风大，凉快，而且蚊子站不住脚。有时我早晨起来跑步，月光朦胧中，会看到有人到河坡上撒尿，或到水边洗脸，然后去工地，或回到桥上等活。我发现，桥上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少年，民工们都叫他小四。
小四看上去顶多十四五岁的样子，听扎根说，也是我们那个县的，初中还没毕业。他没有技术，只能到建筑工地做小工，装沙，运泥，搬运垃圾，劳动强度很大。我怜惜地想，他还是个孩子呀！是什么使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亲人，过早地触摸了生活的沉重？
民工们也会有一点娱乐，那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会聚在桥头的路灯下面玩纸牌，发出尖叫和笑骂。这时候，附近楼上就会有人推开窗子朝他们大声呵斥，或者扔下罐头和玻璃瓶之类，用更尖厉的声音压制他们的喧闹。
小四是他们当中最受气的一个。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在为几个玩纸牌的人服务，买纸烟和冰块。一个黑胖子输了牌，迁怒于他，骂他，还踢了他一脚，他一个人躲在河边木槿树的阴影里哭。我由此知道，他们也是十分复杂的群体，有强弱之分。还有一个晚上，我徒步回家，看见他在街边的小店铺门前唱卡拉OK，一块钱一支歌的那一种。他的声音颤抖，跑调，那个小老板于是允许他免费再唱一首以博众人一笑。可他唱了一半，意识到了什么，就扔掉话筒逃走了。我望着那黑暗中的单薄的影子，心中有些悲凉。我知道，他是想寻求一点幸福，可他把握不住，连一点跑了调的快乐也难以攥紧。
扎根大概念着是老乡的缘故，有时会护着小四。但不久，扎根从桥上消失了。
到了秋天，天稍凉了一点，工地有时候会在夜间加班，电夯在锤击，力量在大地上传递，在这一刻，我感到城市的心是颤抖的。一下又一下，那有力的电夯，把多少人的睡梦打出了火花，砸烂了多少人体内的废墟。
不久，小四也消失了。一天晚上，我向小四的工友打探。“摔断了腿，回家了。”那人说。他回忆着事情的经过：小四从三楼摔下，掉落时似乎是惊呼了一声的，可大家没有在意，他摔断了腿，疼昏了过去……他家里人来闹过两次，但现在不来了，想来事情已经解决……他的叙述是平静的，我知道，在工地上，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已不足以让身边的人惊诧。但我的心在收紧。我想象他从楼上落下的情景，他是那么瘦小，穿着有些肥大的衣裳，他应该是飘下来的，像一个慢镜头，包括他的落地。生命是多么轻呀，在这样一场事故中，人的惊呼消失在工地上机器的噪音里，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
轰隆轰隆……卷扬机在吼叫，日子在沉重地翻身，有时候挖掘机开过大桥的时候，桥也像在震动。站在桥头上，能看到工地上的情景，一切都显得那么杂乱，泥、水、架板、钢模、豁露的门窗和墙上零乱的洞眼，还有在空中颤动的钢筋。新楼房在没有建成之前，总有这样一个不堪的面目，那向空中一寸寸加高的墙体，一定砌进了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
我从此没再看见小四。但扎根又回来了，他说，前些时候之所以离去，因为桥上每天聚集的建筑工人太多，影响了生意。这段时间，他去了好几个地方，但到了哪里生意都不好做，所以就又回来了。
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仿如原来的样子。
桥上又多了一位女人，白面，微胖，和扎根相仿的年纪。有时，看见他们说笑着，扎根也显出高兴的样子。我也替他们高兴起来，觉得这桥上的生活中竟有了些变化，活泛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死板而寂寞。
又有一次，正是午饭后思睡的时刻，我骑车过桥，发现桥栏边就他们两个人，扎根坐倚在一根栏杆上，女的大约是过于疲乏了吧，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那场景，仿佛是在乡下，一棵草倚在另一棵草上睡着了似的。风吹起地上的灰尘，吹着两个劳苦者颤动的发丝，有一种疲倦的温情从那里弥散过来，使人鼻子发酸。我一下子被深深感动，几乎不敢凝视他们。
我放慢了骑车的速度，缓缓从桥上驶过，觉得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也仿佛受了感动，桥、树、银行的大楼、广告牌……都注视着他们，安静地，惟恐惊破了那薄而脆的睡梦似的。（何保全图）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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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不喜欢我们的哪些行为
作者：张结海
礼仪之邦缺礼仪
老外到了中国，从机场出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个字：混乱。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老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路上有那么多的车要插到他们的前面来，也困惑他自已乘的那辆车的司机又为什么死活不让对方进来。
中国马路的生存逻辑是，机动车比人牛，宝马最牛。加上红绿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基本上只起装饰作用，这使老外立即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过马路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观看第一次到中国的老外过马路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那是一家四口，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交通灯变绿开始过马路，老外发现右转的机动车不像自己国家那样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赶忙后退却差点又被一辆高速行使的自行车撞倒。大小老外觉得极不安全，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不得已又退了回去。
第二次尝试时老外改变了策略。父亲领头，母亲殿后，四人手拉手，一步一回头，其滑稽、其可爱、其无奈，请原谅我的语言能力实在无法描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词汪洋中一条船。这么说吧，从一个老外穿中国马路的熟练程度，我能准确地判断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如果说马路上乱点老外还能一笑了之，那么另外一场混乱则结实地把我的一个朋友吓了一大跳。这位仁兄惊讶于上海公交巴士的漂亮，里面还有无线数字电视节目。那天他到终点站人民广场，公交车刚刚停稳，乘客正在下车，突然从前后门冲进来两股人，气势如蛟龙入水。“我当时真的吓坏了”他事后告诉我，“我以为他们是上来打架的。”当他最终意识到这些中国人的目标是座位而不是他时，这才发现出了一身汗。
他向我述时，我也出了一身汗。
到处都要讨价还价
你可能不知道，绝大多数老外在家里难得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就是小摊贩和菜市场也是卖方说了算。
我原以为老外会喜欢我们的讨价还价。一来如此大面积的讨价还价风潮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我们自己也是刚享受不久。二来长期生活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外一到中国就立即享受自己定价的权利，应该多少有些翻身当家做主的感受。万万没有想到，那些来自资本主义老家的老外并不喜欢咱们的讨价还价。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自从中国的定价原则从过去“童叟无欺”式的刻板定价体系成功地转型为“因地定价、因人定价”之后，同一杯可乐价格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记性好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喝几杯啤酒一结算上千块的事情时有发生，类似的奇闻铁事在国外很少见提到，伦敦哈罗德里有十几万英磅的一张桌子，但是你放心，同样的桌子在其他地方十几万元人民币绝对买不到。
在上海，人们把过高的定价形象地称为“宰”一刀。反正老外个个有钱，不宰白不宰。我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买了东西之后，卖主不知道这个日本人中文极好，竟然当着他的面大声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其次，经济学上把因交易而付出的代价称之为交易成本。到处都要讨价还价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所幸的是增加的只是时间和精力成本，中国人反正不在乎。但是欧洲的“懒鬼”老外因此觉得在中国生活特别累，他们普遍感受是，中国怎么比美国还美国？
前不久，欧盟不承认咱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请他们来中国住几天？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和高度灵活的定价体系非把那些官员累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