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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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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践踏居民合法权利的理由。至于说到私人财物,红
              卫兵更是无权没收。很多人仅仅是因为家中的旧物件中留有旧政权或者旧政治人物
              的遗迹,如国民党旗、中华民国国旗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之类,而被当作反革命批斗
              。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因为红卫兵听说傅雷夫妇在自家的小
              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那是傅雷夫妇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自家的小花园进行嫁
              接实验。红卫兵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之后,在傅家的房间里翻出一只箱子。那是傅
              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从箱子里查出一个老旧的小镜
              子,镜子的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又在一本旧画报上,发现一张宋美龄的图片。傅
              雷夫妇因此被批斗,继而不堪凌辱,双双自尽〔44〕。据当时统计,8、9月期
              间,北京市有33,695户被抄家〔45〕,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268支
              ;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
              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
              ,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
              ;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46〕”很难
              相信所谓“凶器”、“反动旗子”、“反动日记”之类统计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
              以从中看到红卫兵要查抄些什么。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
              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
              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1,867
              万元〔47〕。据上海市当时的统计,从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
              157,700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00
              户,占市区139户的8。2%,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
              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件,钻戒、钻石
              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余万
              元,银元239万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48〕。天津市红卫兵组
              织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共查抄了1。2万户人家,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物
              ,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的52座临时仓库〔49〕。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
              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
              元〔50〕。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红卫兵查抄2。1万人家,抄出黄金1,11
              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和存款440万元,查抄和揪
              斗中发生自杀事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1〕。触目惊
              心的庞大数字说明了破四旧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
              的红卫兵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
              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
              ,“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
              —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
              底前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
              耍花招。”这个“最后通牒”应当是对此前红卫兵倡议的响应,没有见到资料。目
              前保留下来可供引用的另一个倡议是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传单
              《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
              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
              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
              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被驱逐的居民,
              包括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者,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
              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的毒
              打和虐待〔52〕。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送
              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
              有8。5万人被驱赶回原籍〔53〕。另有统计,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
              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54〕。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
              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
              被遣送回乡〔55〕。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
              劳动〔56〕。据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
              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各城市至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
              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
              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
              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5
              7〕。

                中共中央及各地党政部门原则上认可红卫兵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抄家
              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所予以配合,同时中央又劝告红卫兵要进行调查,要遵
              循一定的政策界限,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周恩来等领导人对红卫兵讲:
              搜查也必须搜查,但是最好与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调查研究;一般的地
              主,如果到北京已经落户了,原籍也没有家的,不需要把他们马上赶走;右派分子
              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老老实实奉公守法,
              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58〕。正因为有中央的支持,大
              规模的驱逐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要求口气缓和,多属
              于劝说,不是严厉的批评,红卫兵的激烈作法通常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当时的官方
              传媒没有报道红卫兵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的行动,高层领导恐怕对报道此类情
              况所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有所顾及。

                4.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
              地都发生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
              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最为严重。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上,在抄家的过程中
              打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8月23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孔庙大院烧毁市文化局收
              存的戏曲道具和戏装,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牛鬼蛇神”
              、“反动权威”等牌子进行批斗。著名作家老舍被毒打,次日投湖自尽〔59〕。
              8月25日,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发生两三起被抄家者、被批斗者反抗的事件,
              其中崇文区揽杆市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他家、对他和家人实行暴力批斗的红
              卫兵。红卫兵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由此变本加厉地疯狂实施暴力,成批
              的无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据北京市的统计,196
              6年8、9月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60〕。另据当时
              统计,自9月1日至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当中,有361所中学的红卫
              兵有打人行动,被打的人达1万余人,打死11人〔61〕。破四旧过程中,红卫
              兵还把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抓到学校,关
              押起来,实行“劳动改造”,进行折磨。许多学校私设各种名目的刑堂、关押场所
              。后来揭露出来的北京六中劳改所是其中的一例。该校红卫兵设立“劳改所”,关
              押本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从校外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
              和折磨。该校高中学生王光华和86岁高龄的老校工徐霈田在劳改所中被折磨致死
              〔62〕。六中红卫兵在这个劳改所的墙壁上涂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井岗山”战斗队印发题为《伟大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
              说:“红色恐怖笼罩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欢呼好得很!”上
              海中学高二(6)班红卫兵于1966年9月1日翻印这份,在上海散发。哈尔滨
              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造反有理》报1966年9月23日创刊号发表
              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宣称:“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
              ,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要用文斗
              ,不要武斗”的政策,群众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并不多见。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感到了红卫兵打死人现象的严重,林彪、周恩来等领
              导人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市委发《紧急通知》进行劝说,这才在9
              月上旬,逐渐遏制了暴力现象急剧蔓延的势头。

                在破四旧过程中,一些红卫兵也依据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
              武斗”。在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
              和清华附中红卫兵都散发过含有这样内容的通令、传单。他们的这些文告是在响应
              当时中央的政策宣传,或者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指点,对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发展都起
              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
              于制止武斗并不是很认真的。9月5日之后,“西纠”多次发布通令,要求“严禁
              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63〕,但就是这个西
              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
              打人,9月27日至28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10
              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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