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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兄弟经营的金店去，两兄弟当中弟弟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只作小首饰黑市买卖的经纪人，都以这家金店为聚会处。这时，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莱兄弟问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也许我自己能够制造一些应市？我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钱资助这个试验。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个椭圆形的大锅，再把大锅放进一个热油滚滚的镬里。他用的是红棕油。当时红棕油到处可以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镬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温，把木薯粉烘热，同时还要不断搅拌，使木薯粉变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来很像美丽的焦糖，连味道也很相像。接着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变成胶水。最后在胶水里加入石炭酸，作为防腐剂，以免霉菌在胶水里滋长。胶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脱鳖鱼肝油的空瓶子。我发现这种瓶子很多，卖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胶水推人市场。我的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朋友何国和替我们设计了美丽的商标，以白色为底，衬托出浅褐色的文字。
胶水一出笼，倒是相当能卖钱，我们便设立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我家，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这女孩子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成绩比我好。我再次遇见她，是在骑着硬胎脚踏车第一次到中巴鲁找玉麟的时候。我到了那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问她玉麟在哪里，她脸露笑容，指着角落的一道楼梯。如今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面。她在家里闲着，由于没有佣人，帮做一些零星家务。制造胶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劳，只是数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胶水生产的情况，谁知两人在往后几个月中产生了友谊。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我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现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华人酒楼，参加我庆祝21岁生日的晚宴。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她外出。不错，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生日宴会，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这时候，战事对日本极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来，贸易停顿，商业更是委靡不振，一般办公室用不着胶水了。我只好停止生产，但却继续到中巴鲁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们的友谊。
到了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史林将军麾下的英军和印度部队坚守阵地，顶住了日军两个月的围攻，反而是日军给养断绝。日军的交通线从东京伸展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英军方面的交通线却短得多，何况他们还有空运支援。这一次，可轮到日军弃甲而逃了。可是，他们一面撤退，一面仍奋不顾身同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新闻说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时，日军怎样拼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我担心到时日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一来，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伤亡。发生这种事情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只要一两年。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乘火车从新加坡到槟城，再转到打巴。从打巴到金马仑高原，我搭一辆运菜的顺风车，坐在司机旁边。在金马仑高原度过两晚后，我同样搭顺风车回到打巴。来回的路程很吓人。为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大约四个月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槟城，然后寄宿在纳福路我家，每月付点膳宿费。我们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个月后，他认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槟城去了。毕业那年，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为当年海峡殖民地常年征聘的两名公务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但是，政府给他的薪水很少，配给品也不够，总之他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便决定回槟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槟城四处走动时，虽然很少看到军事活动，但是我不认为那里会平安无事。英军在南下新加坡时，必然以槟城作为垫脚石。到时，免不了会发生巷战，双方的军队会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直守着这篮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有人跟踪我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但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不论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的结论是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因。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我们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雇主，也就是亚历山大路的油供部门。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桶桶的润滑油，地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