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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龃邸Ｒ蛭辉诼锥兀颐敲惶泄亟彩部危庑┙彩φ侵饕颇康闹骺既恕Ｋ歉菟痰男赂霭赋隹继狻Ｃ挥腥嘶竦靡坏任钠尽Ｎ铱蓟穸任钠荆械谌恢ピ蚩蓟袢任钠尽２还磺谢顾闼忱�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 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