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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许“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1920年7月18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嚎。”在《战斗之后》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针对“我”在战斗中的表现说：“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你没有装子弹，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
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骑兵军》中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两个主题都根植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斯洛宁还说：“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此种矛盾与冲突也萌生于日记之中。然而日记残缺不全，《骑兵军》亦为未竟之作——他曾计划写五十篇，因为受到布琼尼等人的攻击，遂告中止。据此对于日记与小说，巴别尔与柳托夫加以比较，好像难以断言什么，只是觉得其间多有差异罢了。日记是实录，《骑兵军》是小说；日记记载的是巴别尔自已，小说中的柳托夫则是他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为奇。
《骑兵军》最初版本计三十四篇，均写于1923至1926年间；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人》以及后来补写的《千里马》和《吻》，则增补进他生前和死后再版的《骑兵军》中。《他们曾经九个人》与《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描写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现更像是写日记时的巴别尔。C．波瓦尔措夫说：飞骑兵军》的成就不仅未冲昏他的头脑，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继续挖掘以往的主题和已经成熟的格调。确实，‘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继续伸展，比如《千里马》《吻》等小说，但它们只是尾巴，仅此而已。”（《“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依我之见，这两篇增补的“尾巴”不无深意。《千里马》更像是个寓言。“我”骑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过“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是以“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仿佛旨在说明，革命与哥萨克对“我”来说毕竟是两回事；“我”可能为后者所接纳，却无法与前者融为一体。
《吻》与此前诸作写法稍有出入，格调更接近于契诃夫。作为《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发的希望，而且为了不冲淡自己的幸福，他尽力不去注意我们对某些嗜血行为的夸耀，以及我们在意图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时天真的高谈阔论。”其实整部《骑兵军》所描写的对象——哥萨克以及企图与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后半句话里。接近结尾处说：“在那里，在储藏室，我见证了从龚希奥洛夫斯基伯爵城堡开始的吻之路，是怎样一段无法调头的致命旅程……”最后那位瘫痪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与这一家人曾经有过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它揭示了一个与《骑兵军》其他篇章截然相反的方向——这回柳托夫走向了巴别尔。
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慰藉
■ 谢地坤
哲学何为？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大思想家视哲学为“屠龙之术”，好像哲学家都可以去当治国安邦的“哲学王”。然而，几大世界宗教的确立和科学的进步都大大动摇了哲学原本似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家不但没有成为“王”，就连哲学本身也降为神学的“婢女”。尤其是到了当代，市场经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已然使世人开始放弃既求真爱智、却又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的哲学，追逐现实利益成为现代人合情合理的当然之举。于是，哲学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对“哲学何为”的发问越来越多。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资中筠翻译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名著《哲学的慰藉》，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本好书。从哲学史上来看，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慰并不是德波顿的独创。后期罗马帝国的哲学家鲍埃蒂曾用散文形式撰写了同一书名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讨论了理性宗教的问题，而且文字优美流畅，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也曾写到，哲学是对人类忧伤心灵的抚慰，是人类对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求。诺瓦利斯的诗写得热情奔放，极大鼓舞了当时尚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德国人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勇气。然而，时过境迁，有些人很可能会以为，不论是两千年前的鲍埃蒂，还是两百年前的诺瓦利斯，他们的著作和诗歌很可能不符合现代人的时尚，满足不了现代人的要求。
德波顿则不然，他1969年生于瑞士，现在不过三十多岁，可谓是风华正茂。德波顿自幼掌握英德法西等语言，八岁时即被送到英国求学，后又定居英国，接受的是严格的英国教育，毕业于著名学府剑桥大学。然而，德波顿本人一直崇尚法国式的自由浪漫，读书既不是为拿学位，也不是为日后某职位，而是要上下求索，要在古今思想家中寻觅知音，然后再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学所思。德波顿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观察古今世界，又以现代人的笔触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