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市民社会。即使在国家干预市场成为常态以后，美国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政府规制最少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市场的制度创新成为美国傲视全球的最大资本，形成了为其带来源源不断利益的制度霸权。就生产方式而言，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源于枪械制造业的标准化生产（即所谓的“美国制度”），到二十世纪初汽车业的流水线作业；在融资领域，从十九世纪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托拉斯模式，到今天风行全球的共同基金和风险基金；在营销领域，有小企业成功法宝的特许经营和连锁商店；在消费领域，有信用卡支付和按揭贷款。无数的制度创新让最新的技术发明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最大规模的生产。汽车和电影都是在欧洲最早出现的，但却是在美国最早普及的，这绝非偶然，美国依靠的就是生产和营销制度的创新。正因为它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绝对优势，在1890年代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的美国，一个多世纪后仍然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制度创新离不开人才的作用，而正是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到1920年代正式实施限制移民的法律为止，美国基本上一直是自由移民国家。在1980年代“美国衰落论”风靡海内外学界和政界的时候，资中筠教授独具慧跟，大唱反调：“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及的一大强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19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地位以及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印证了资教授的判断。以离现在最近的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为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移民美国的人数（算上不甚准确的非法移民），总计在1000万以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这个数字也超过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美国接纳的900万不到的移民人数。在2000年以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900万的数字是美国移民流入量的顶峰，空前而又绝后，不可能再被超过。这一看法的根据是，1920年代以后，美国就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实行配额的限制性移民法。但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背景下，美国通过了技术优先和照顾家庭团聚的新移民法，根本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从原来单纯的限制移民转为根据国家需要来选择移民。正是因为这一法律，亚洲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人才能开始大举“进军”美国。在这1000万移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包括国人在内的来自亚洲的科技和商界精英。
“幸亏没有生长在美国”
■ 陈心想
美国强大的奥秘，是多方面综合因素促成的，甚至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华盛顿的个人品德避免了终身总统的出现，又如法国军队镇压海地黑人起义的失败导致拿破仑临时做出出售路易斯安那的决定，使美国捡了一个大便宜，国土立马翻了两倍多，为两洋大国开辟了道路，等等。但是，美国宪政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源源不断的人才移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
前不久，听到一位朋友感慨道：“幸亏没有生长在美国！”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时下多少人为了拿到美国绿卡或者公民身份苦心积虑想方设法。如果出生在美国，就成了天生一个美国鬼子了，多省心。待朋友道出原因后，我方恍然大悟，原因在于如果把他的求学经历放在美国教育体制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比如，本科和研究生能到一流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就读。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不同的中美教育体制给人的机会不一样，尤其对“浪子回头”者而言，更是如此。
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美国的社会制度化比较完善。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里也体现了出来。就像他们的信用记录体系一样，学生的成绩也是被系统记录的。中小学阶段后果影响不太明显，但高招和研究生院招生的时候就明显了。比如，中学阶段的平时成绩记录不好，就不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本科成绩记录不好，平均积分点不高，就很难进入一流的研究生院。虽然他们也有像CRE之类的考试，但是成绩在录取中占的权重不太大，平时成绩所占权重至少不会低于这些考试成绩。这是美国的学生升学录取制度。而中国则不同，一个学生高中一二年级甚至三年级平时成绩不怎么样，如果高考发挥得好，考分高，就可以升入名牌重点大学；本科成绩平平，只要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好，同样可以被一流研究生院录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考定终身！”虽然有人批评它，但它也有可以带给人的好处。虽然实际上一考可能不会定一个人的终身，但是那一个考试在入学录取上的作用远比美国的入学考试大得多，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不同录取方法也就是不同的游戏规则，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美国平时成绩差，某一天浪子回头了，即使发奋图强人学考试时成绩好了也很难为录取委员会所青睐。而在中国，一个以前不知用功的学生，高三或者大三什么时候忽然悔悟，努力奋发，只要高招研招考试成绩棒，也可以进人优秀的学校深造发展。
说到美国的教育体制给浪子回头的机会小，还要考虑到一个学生从一开始进入学校的一系列成绩记录积累对后来的影响。比如，中小学成绩记录不好，就进入不到好的高中，进而就进不到好的本科院校，然后呢，好的研究生院也难进。因为各个层次的录取都是有门第观念之见的。如果你来自一个名气小的或差的中学或大学，即使你每门课都是满分，全校第一，录取委员会也会认为还是不如一个出身于好的中学或大学的成绩一般的学生。据说北京某大学研究生录取曾有个说法，宁要本校普通学生，不要外校尖子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说这是歧视也可以。但是，就像某经济学家指出的，我们必须区别一件商品的优劣，有个标签方便，节约成本。就业的时候；用人单位往往喜欢从名牌大学的学生里挑选，因为这样挑到低质量的风险小，成本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美国这种录取中的门第观念无可厚非了。于是在美国已开始的起点就像路径依赖一样，一步步地决定着后来的路子。中途想做跨越式高攀，很难。这样比较起来，在中国就好多了。如果高考时种种可能的原因，导致一个优秀的人才进入了一个三类大学或者不入流的地方院校。但是，他们可以努力学习通过考研，进入名牌重点大学。不同于美国的招生体制给中国的这些学生敞开了“攀高枝”的大门。
然后，还要提到美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学里的快班和慢班。中国也曾有过现在依然存在着普通班和重点班。但是，我们的两种班只是教的内容难易程度不同，使用的都是高考大纲指导下的同样教材。重点班只是多做些难题，老师偏爱些。而且在普通班里优秀了，可以进到重点班，就是不去重点班，也照样可以和重点班的学生竞争。美国的快班和慢班则不同。他们学的是不同的东西，慢班里的教材和入学考试的要求不同。一旦到了慢班，不可能再人快班，从而很难和快班的学生一竞高低了。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美国，一个人的起点是多么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步和以后许多步的后盾，所以，家庭背景就成了一个人一生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了。家庭富裕的，都搬迁到好的社区，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于是，高起点开始了。这让我们想到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教育本来是实现缩小阶层差距的，但是当教育产业化后，父母的收入就和子女的受教育的程度和优劣呈现更强的线性相关；而良好教育和名牌大学又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实现了复制性的社会阶层再生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教育产业化。
本篇谈的多是中美教育招生上的差异带来的机会不同问题。在此，我想就高招和人才选拔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再多说一点。首先要把进化和进步区别开来。进化不一定意味着进步，虽然包含进步的可能。进步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意思；进化实际上是盲目的，自然选择下来的东西只是证明在某时某地的特定环境下的适应。自然在选择的那个时刻是不考虑以后该物的适应性的。许多生命可以在逃过去那个选择点后很适应，但是，自然选择不管这些，也管不了这么多。当然，该事物的过去无可非议是适应的。考试就是在做选择，它类似于自然选择，又不同于自然选择。
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加以任用，或者把有开发潜力的优秀分子筛选出来，供给好的条件专门培养以备未来使用。因此，考试和成才，包括是否是人才的认可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考试的这些目的因此和自然选择不同。但是，目的归目的，实际上是否能够达到是另一回事。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完备，使人们以通过考试获得被选者信息的途径，来识别人才有很大的不足。考试本身的局限，包括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局限，再加上人们无意识或有意识（舞弊的误差或错误）使得考试的信度大大降低，导致有些人才漏选，有些庸人却被误认为是人才而被录用。哈耶克曾在分析过“头脑清晰型”和“头脑糊涂型”两种类型的学术工作者之后说过，进大学需经考试的制度将会使许多对学术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头脑糊涂型”的人遭受被淘汰到大学之外的危险。哈氏认为，多数原创性的知识都是来自“头脑糊涂型”的人。当然，这里所谓的“头脑糊涂”的人，是指那些对习以为常的东西问为什么，经常处于找答案“困惑”之中的人。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幸运的是他至少进了大学。
考试的局限是考试本身逻辑的结果，这就是关于考试的内容和效度的问题。关于考试的内容和效度的争论，已有很长的历史，可参看郑也夫的《信任论》第十一章“科举与学历（专家系统论一）”，这里只简单叙及一些内容。关于科举考试内容和效度的第一场争论发生在唐代，辩论的问题是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和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孰优孰劣。儒家经典主要考记诵的本领，诗赋才能分别看出创造性的才华。所以进士科最终占了上风，也成就了大唐的诗作的灿烂辉煌。但是在评卷时，考记诵儒家经典就容易客观，诗赋的高低评价就颇为困难，所以辩论依然绵延不绝。于是在宋代发生了第二场争论，主要发生在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苏东坡为代表的两派之间，前者认为诗赋对治国无用，因为当时是用儒家经典来治理国家的。后者则认为靠考试记诵儒家经典不能更好的测试出智力和才华。双方都有道理。他们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是后来经学——义理和诗赋——美文融合在了一起，成了支配明清两朝的八股文。事实上八股文和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的八股文是不一样的。潘光旦和费孝通的研究告诉我们，“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但是直到今天，这场古老的争论还在进行着，因为考试本身的逻辑是，有用的东西未必适合考试，适合考试的东西未必有用。但是，大批量的商品式的生产学生；生产大学生，筛选人才必须有个众多人员参加的标准化考试。这种考试往往是考一些无用的东西；或者不能很好识别出人才的东西。
究竟哪套制度能更好地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从上边的分析看，很难说。但招生和选拔制度作为一套游戏规则有其功能是确定的。这套规则会影响到许多人一生事业的穷通显达。受考试的逻辑制约后的制度选择依然可以差别很大，从上面我们的一些比较可以看出，有名的美国的标准化考试，像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托福和CRE这样的考试成了一门考试学。这种考试的评卷客观程度很高。正是这种客观性高使得测量学生真才实学的目的难以达到。于是他们采用了平时成绩系统记录和综合评价的体制，这里边就有了前边我们分析的一步步把人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