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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们在教堂的侧门等着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教堂中许多人要拥抱他，要与他握手，要拍他的背。显然彼得对他刚才所演出的那一幕亦万分得意！
如今那兴奋的一刻过去了，我像素常一样，开始对彼得生气。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必会听见这件事，也许他们已经听见了：他们到处都由耳目。我想到娜莉，她正留在家中为我们预备礼拜天的午餐。我也想到彼得的弟妹，更想到腓立——假如他因此失去校长的职位，那将如何是好？彼得为什么冒这样大的危险？不是为了谁的生命，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态度，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抗态度。
然而在娜莉家里，彼得仍是个英雄。他家中每个人都逐一要求我们重述在礼拜堂中所发生的事，在座唯一与我有同感的，乃是寄居在娜莉家的两位犹太女人。其中一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奥国女子，是伟廉送到娜莉家来躲藏的。腓立一家给她起名叫嘉琳，伪称她是家中的女佣，然而娜莉却私下告诉我，她连自己的床也要别人替她摺叠。也许她不知怎样铺床叠被，因为她来自奥国一个有钱的贵族家庭。
另一个女孩乃是一个年轻金发蓝眼的荷兰犹太人。荷兰的地下工作人员给她伪造了一张天衣无缝的身份证，而安娜的外貌又极不像纳粹心目中那些典型的犹太人，因此她可以自由出入，上街买东西，并且在学校中帮忙。她自称是娜莉一家的朋友，丈夫在德机轰炸鹿特丹时给炸死了。嘉琳和安娜都与我一样，丝毫不了解彼得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来引得执政当局的注意。
整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心里焦急异常。每次门前有汽车声就令我心情紧张。如今在荷兰只剩下警察、德国人和国家社会党的伪政府人员才有汽车可乘。但直到我们启程回贝雅古屋时，都一直没有什么事发生。
我仍继续担心了两天，最后我认为或者并无人去告密，要不然就是纳粹的秘密警察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因此也就放下心来。到了星期三的早晨，当父亲与我正在开启工作台的锁头时，彼得的妹妹霍琪冲进铺子里来：
“公公！柯丽姨妈！他们把彼得带走了！”
“谁？在什么地方？”
但她也不晓得，直到三天以后，我们才晓得彼得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
那是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正是八点新的宵禁时间前几分钟。这时彼得已经入狱两个星期。父亲、碧茜和我正围着饭桌闲坐着。父亲在调换他口袋里的钟表，碧茜在做针黹，我们家那只黑色混血的大波斯猫则心满意足地卷曲在碧茜的衣裙上。突然街巷的侧门传来一阵拍门声，我朝饭厅窗外的镜子望了一眼。在春日黄昏的微光下正站着一位妇人，手中提着一只小皮箱，身上穿着季节极不相称的毛皮外衣，手上戴着手套，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我跑下楼把门打开，她问：“我可以进来吗？”声音因惧怕而显得尖锐。
我退后一步说：“当然可以。”她回头望望巷口，才移步进入门后小小的通道。
“我叫克莉美，我是犹太人。”
“你好吗？”我伸手替她拿皮箱，但她紧抓着不放。“请到楼上坐。”
当我们走进餐厅时，父亲和碧茜站了起来。“克莉美太太，这是我的父亲和姐姐。”
碧茜立刻说：“我正打算泡一壶茶，你来得正好，我们一同喝茶。”
父亲从餐桌下拉出一张椅子，请克莉美夫人坐下。她手中仍紧紧地抓住那个小皮箱。这壶“茶”是用磨碎了的旧茶叶泡成的，曾用过好几次了，如今充其量不过只是给开水着点色而已，但克莉美夫人感激地喝着。她开始述说她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给逮捕了，她的儿子如今也藏匿起来。昨天为纳粹秘密警察工作的政治警察来到她的家庭服装店里，下令她关门停业。如今她再也不敢回到她铺子上面的公寓去。她曾听人说过我们是百德街上一个犹太人的朋友……
父亲说：“在我们家里，神的选民是经常受到欢迎的。”
碧茜说：“我们楼上有四张空床，你的问题是要选择哪一张睡！”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末后竟加了一句，说：“但是首先你得帮我预备茶具。”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碧茜一向不许别人在厨房中帮她的忙。道理很简单，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处女。”
克莉美夫人立刻跳了起来，开始热心地帮忙搬碟子、拿杯子。
****
两个晚上之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时间也恰巧在八点前，一个明朗的五月黄昏。侧门又响起一阵细碎的敲门声，这一次是一对年老的夫妇站在门外。
“请进！”
又是同样的情形：来客紧握着行囊不放，举步犹豫，眼中流露着惧怕的目光。他们的邻居被捕了，他们担心明天就会轮到他们。
那天晚上晚祷之后，我们六人面对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我对我们的三位客人说：“这个地点实在太危险。我们离警察局才不过数百步，可是我又不晓得应建议你们上哪里去？”
看情形我又要再去拜访伟廉了。于是第二天我再度风尘仆仆地动身到喜华森去。我说：“伟廉，贝雅古屋来了三位犹太人，你有办法在乡下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吗？”
伟廉把手指按在他的双眼上面。我忽然注意到最近他的胡子几乎都变白了。他说：“现在一个月比一个月困难了。如今就是农场里也感到粮食缺乏的威胁。是的，我还有住址，但必须有粮食配给证的人，他们才收。”
“必须有粮食配给证！但是犹太人根本领不到粮食配给证！”
“我晓得。”伟廉转身望着窗外。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他和文婷是如何喂养那些在他们照料下的年老男女。
他又重复地说：“我晓得，而且粮食配给证是不能伪造的。它们的式样常常改变，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发觉。但是身份证就不同了，我认得好几位印刷商能够伪造。当然，你还需要一个摄影师。”
摄影师？印刷商？伟廉在说什么？“伟廉，如果人们需要粮食配给证，而又不能伪造时，他们怎么办呢？”伟廉缓缓地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似乎忘了我与我的难题。“粮食配给证吗？”他含糊地作了一个手势。“你去偷！”
我愕然地注视着这位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那么伟廉，你能偷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去找三张偷来的粮食配给证吗？”
“不行，柯丽，我已经被监视了。你难道不懂吗？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开始比较温柔地对我说：“即使我能再继续下去一段时期，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好。越少与我联络——越少与任何人联络——越好。”
在归程拥挤而又摇摆不停的火车上，我心中一直思想着伟廉的话：“自己想办法。”那些似乎是专家们所做的事。我该上哪里去想办法偷到粮食配给证呢？我又认识谁呢？
就在那一刹那，一个人的名字浮现在我脑际。
君士达。
君士达是那位以前来贝雅古屋看电表的人。他有一个低能的女儿，如今已经成年了，这个孩子曾参加过我为低能儿举办的聚会达二十年之久。如今君士达在粮食部任职，这岂不就是分发粮食配给证的部门吗？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就骑着那部破旧的脚踏车，通过砖铺的街道往君士达家中走去。我那部一向为我忠心服务的脚踏车，轮胎终于破烂了，于是我像荷兰其他数以百计的居民一样，驾着格格发声的铁轮胎在街道上走着。每当车轮碰着高低不平的路面，撞及我的臀部时，就令我无法避免地想起自己确实已年及半百了。
君士达是个秃顶，混身带着军人的气概。他出来应门，当我告诉他，我是来跟他谈谈星期天的礼拜事宜时，他眨了眨眼睛，毫无表情地把我请进门去。门关上后，他才说：“柯丽，告诉我你来看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如果君士达这个人不可靠，求你在我开口之前，就让我们停止我们的谈话，免得太迟。”）
“首先我得告诉你们，我们家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起先只是一个单身妇人，然后是一对老夫妇，今天下午我回家时，家中又多了另外一对夫妇。”我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君士达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我们能够给这些人找到地方住，但他们需要一些东西，粮食配给证。”
君士达眼中开始有了笑意：“所以，我现在知道你来作什么了。”
“君士达，你有办法发派额外的配给证吗？多过你向上面报告的数目？”
“柯丽，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配给证在分发之后，都要按一打以上的方式向上级详细报告。他们每次都会详细检查，查了一次又一次。”
我心中方才升起的希望又熄了下去。但君士达皱了皱眉头。
“除非——”他开口说。
“除非？”
“除非有人抢劫。上月邬特治城的粮食全部遭劫——只是抢劫的人很快都被抓到了。”
他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慢慢地说：“如果劫案在正午发生，那时只有登记员与我在里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被绑住，嘴里又塞着……”随即弹指发声：“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做这件事，你记不记得……”
“不要说！”我记起伟廉的警告，立刻说：“不要告诉我那人是谁。也不要告诉我你们怎么做。只要能把配给证弄来便好了。”
君士达默默地望了我一下：“你需要多少张？”
我正要开口说：“五张。”但口中出来的数目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一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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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君士达来给我开门时，我真被他的样子吓呆了。他两眼青得透紫，下唇破裂，而且肿了起来。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的朋友很能假戏真做。”
但他弄到了配给证。桌上那个黄色大信封里共装了一百张配给证，这相当于一百张安全的通行证。君士达已将每张配给证前面的“连续优待券”撕去，只剩下最后一张。每月的最后一天，只要凭这最后一张优待券，就可以向粮食部换取下个月的配给证。这样一来，君士达此后可以公开“合法”地继续每月发给我们一百张配给证了。
我们都认为要我每个月到他家去，势必相当冒险。但如果他能换上他以前那个电表工人的制服来贝雅古屋就安全多了。
贝雅古屋的电表是装在后面楼梯脚下。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就立刻把最低层一级的梯板撬开来，正如彼得当年为匿藏收音机时作的一样，我发现梯板下的空间果然不小。我一面改装这级梯板，一面心想彼得必会为我的新发现引以为荣的。想到狱中那个勇敢且充满自信的孩子，我心里立刻涌起如潮的寂寞感。终于我完成了这个秘窟。我退后一步细细欣赏，心中十分得意。若彼得在此，他一定也不得不承认我这个钟表匠的手与眼确是不同凡响。铰链深藏在修过的木板下面，而两级楼梯间的古老竖板则如前一样地原封不动。我对自己的手工极其满意。
直到七月一日，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考验我们的新系统。君士达将如往常一样地从铺面进来，衬衫下则藏着那一百张新的配给证。他会在五点卅分时来，碧茜则负责打发掉后门走道上的访客。然而不妙的是正当五点二十五分时，一位警察走了进来。
他身材高大，近橙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我除了知道他叫罗武外，对他的为人所知甚少。在我们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也曾来过，但当天哈林半数以上的警察都来了。他当然不是冬天早晨经常来走道上喝咖啡的“常客”。
罗武带来一只表，需要洗油，他似乎还有兴趣留下来聊天。我喉头因紧张而发燥，父亲则一边打开表背壳在检验，一边兴致勃勃地与罗武交谈。我们怎么办呢？如今已来不及通知君士达了。五点卅分正，铺门开了，君士达准时进来，身上穿的正是他的蓝色工人装。只是在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