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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着汪澍白的话来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绩斐然。但有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得不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轻视书本知识的见解，与清代颜李学派的观点颇为相似。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研究专家汪澍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颜习斋对朱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他强调“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便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就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这就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不过，这是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三十年代的《实践论》。（汪澍白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所谈的内容非常简略，援引的史料也极少，但却给人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学派在“读书有害”这一见解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颜李学派是清朝初年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以颜元（字易直，号习斋）及其门徒李塨（字刚主，号恕谷）为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颜李的学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颜元）之根本主义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作者、史学家陈登原认为，颜李学说的精髓，就在“动”、“实”、“习”、“用”四个字。
晚年毛泽东究竟发表过哪些类似颜李的见解？颜李又是怎样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毛的见解是否受过颜李的影响？这是几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下面我就根据翻检到的史料，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接着前引的汪澍白先生的话来谈，把他未加深谈的话题谈下去。
二、老粗与读书人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习斋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的观点类似的见解。毛是怎样说的呢？
1964年1月7目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下面谈刘邦怎么厉害，从略）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引自2006年12月21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文章《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
毛泽东的命题是“老粗出人物”。老粗，也就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人物”，是指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这段话所列举出的“人物”都是皇帝，都是老粗出身的能干的皇帝。但没有谈到读书人。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则既谈到了老粗，又谈到了读书人，而且是将二者对比着来谈的。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
状元、进士、翰林，在封建社会中都是被视为顶级的读书人的，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都是不成的”。毛又将读过书的皇帝和不读书（大草包）的皇帝做了比较，认为不读书的皇帝“比较好”。他的结论是：书“读多了，害死人”。
毛泽东又曾提出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甚至提出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所谓“神秘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学问的、无创造性的。
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引自《李锐谈毛泽东》，179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些话，虽然都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等一些特殊语境（群众运动高潮期）中说的，但反映出了他对专家教授乃至科学技术的某种怀疑和轻视。相反，他却认为无文化少文化的“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晚年说的这些话，在毛泽东时代是尽人皆知的，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都曾细细地学习和领会过，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这些话，其中某些内容，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倾向则是轻视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显然是一种偏向，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偏向。
三、颜李轻视书本知识的倾向
汪澍白谈到，颜习斋的理论，“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所谓“理性认识”，也就是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试看颜李是怎样轻视理性认识即书本知识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研究颜李学派的专题论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其中说到颜李是反对读书和著述的：
颜李认为，凡纸片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读书和著书。又以为，凡口头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讲学。（《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116页）
按照颜李的说法，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学问，所反对的只是读书、著书和讲学。他们这种主张，今人听起来恐怕会感到费解：不读书，不听课，能获得学问吗？但颜李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书本上写的和口头上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是算不上什么学问的。于是，便反对读书和讲学。
试看颜李自己是怎么说的。
一次，颜习斋的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这句话，他反问这个门生：“你心里是不是认为一定要多读书，才可以破除愚昧之见呢？”门生答：“是”。颜习斋便教育这个门生说：
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
在颜习斋看来，天下那些成天抱着书本的秀才，都是不通事理的，他们读了书便愚蠢，而且越读越蠢，本来这些书生是想通过读书破愚的，但却越来越愚。
颜习斋还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所以他总是劝说有志向的人少读书：
仆亦吞砒人也。……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
以往，他见了有志青年，总是鼓励人家多读书，后来则变成极力劝诫人家少读书。他劝人家少读书的理由是不读书照样能成大事——试看，上古的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圣人王者，难道是读书人吗？难道夏商周三代之后的那些有作为（整顿乾坤）的帝王，都是读书人吗？
倘若说，读书读来的不是学问，那么什么才算是学问呢？在颜李看来，“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所以，只有那种“做事”所需要的实用性的知识才是学问。故此，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成天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实际事，况且，读书越多人就会越糊涂，越没有见识，办事的能力也就会越低下。他们是这样说的：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颜习斋《存学编》卷一）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习斋《朱子语类评》）
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李恕谷《圣经学规纂》卷二）
所说的“诵说”、“纸墨”、“纸上之阅历”、“今之学”等，指的都是读书、著书、讲学等事；而“习行”、“办经济”、“世事之阅历”等，则是指实行，指干经邦济世的实事。在颜李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读书有什么用？那些能实用的本事才叫真学问。他们认为，如果书读得太多了，不仅害死人，而且能亡国，李恕谷所说的“宋明之亡以此”，就是这个意思。
颜李还举出好多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如颜习斋说：
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 他把读书讲学比作识读琴谱，认为要想学会弹琴，光把琴谱识得烂熟有什么用？那能叫学琴吗？还得拿琴来练才成。所以，光读书是不能达到“求道”的目的的，与目的地相隔千里之遥哪！
揆度一下上述颜李的观点和主张，可以看出来，他们眼中所看重的，基本上是实用性、操作性强的知识，而对于理陛认识，对于书本上的形而上的东西，则表现出轻视的态度。用手弹琴，属于实用性、操作性的技能，他们是重视的，而识读琴谱，属于理性方面的知识，他们便不加强调和重视了。诚如汪澍白所言，颜李的学说，确实存在着轻视理性认识的倾向。
四、矫枉与矫枉过正
那么，对上述颜李学派的学说主张该怎样评价呢？如果用今尺来裁剪古衣，给颜李扣上一顶“反对读书学习，提倡蒙昧主义”的帽子，恐怕是不恰当的，因为颜李并非如此。
实际上，颜李的学说主张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来盛行的陆王程朱两派宋学以及当时渐趋流行的考据学而发的。颜李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迂阔不堪，考据学又太细密和繁琐，所以，他们主张为学要“务以实用为主”，主张“动”、“实”、“习”、“用”，通俗一点说，就是主张放下书本，走出书斋，使自己动起来，去干那些具体、实用的事。所谓“坐着说，何如起来行”。颜氏自号习斋，就是对自家学说的一种宣示。他的弟子钟镀在《习斋纪余叙》一文中，从颜习斋的“习”字谈起，概括了颜李学派的学说精髓及立论的起因：
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
显然，颜李的学说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以口以笔讲说宋学和做考据学问的儒者而提出来的，在颜李看来，做那一堆所谓的学问实在是一种社会病，是应当矫正的“枉”，而自己所创立的学说主张，便是用来矫枉治病的。颜习斋认为，孔圣人是主张习行的，《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就是习行的意思；所以，应该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去习行、实习、实践。他所取的“习斋”之号中的“习”字，显然也是取自《论语》。
对于颜李所批评的对象的是是非非，姑且可以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学和考据学这些学问，确实都是不看重时务，不重视兵刑钱谷之类的实用性的本领的。这些学问的盛行，造成了当时士宦阶层崇尚空谈及琐细学问，而不重视实务的风气。对于这种风气的危害，李恕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
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日：“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之？无怪乎颜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这是一段痛心疾首的话，从中可见明末以来虚浮、颓败的士风。在此风气下，读书著述与吟诗作赋是第一等事，而兵刑钱谷之类，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结果，元帅在军帐里还批点《左传》，敌兵打到城下了，还在推敲诗词。国家遇到危难时，竟连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吏都不好找，最后只好土崩瓦解。面对这种士风，难怪颜李要痛心疾首地提出那些激烈的观点。颜习斋曾作诗描摹士风云：“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另有人作诗云：“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有名的诗句，虽都是激愤之言，不无片面的因素，但却从一个侧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