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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这件事全党都赞成、都说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件事。前一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49年，用了二十八年。后一件，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对后一件事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和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冲动，那就把他老人家和毛泽东思想太小看了、太低估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我这篇文章之所以强调想一想，目的不在于追究，是因为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大家在劫难逃。至于受难者是李炳泉或者张炳泉、王炳泉，迫害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带有很大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双方个人的表现，当然大不一样。这大不一样的表现，决定于各人的品质、修养和经验等等，这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恶果之一是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其中最显著的是鼓励说假话，完全不顾事实，可以任意剪裁甚至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更不在话下。总之，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信条之下，践踏唯物论的起码要求。说假话的有奖，不说假话的倒霉，说真话的受罪。林彪有一句名言，“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得很坦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经过四年之久的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之后，得到了“解放”，取得了进入“干校”的资格。在“干校”听到我们机关发生过一件很可笑、其实应当说是很可耻、很可悲的事。有一位中层干部，当然也属于走资派，他做了一个报告，讲他怎样学习和怎样改造的收获。他说他曾经当了特务，经过学习改造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觉悟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感谢党的宽大，他一定痛改前非。这是个表演大师，他说得痛哭流涕。他得到了掌声，特别是得到了当时运动领导者的表扬。我的老伴在牛鬼蛇神之列，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也必须去听这个大报告。后来才知道那人说的全是假的，全是他编造的。那时我们那个机关叫做中共中央中南局，文革中撤销了。我不知道这位表演大师后来到了哪里，是不是升了官。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受批评，更不会受处分，因为他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很有力，立了功。只应当嘉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和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多得很。
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这两次运动的最高领导都是伟大领袖，延安时期的总学委和后来的文革领导小组事实上都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康生那时是总学委副主任，这时是文革小组顾问，这个格局也大体不变。不过文化大革命声势更大、范围更广，行为更公开而毫无顾忌罢了。比如任何单位都可以自设监狱、自立公堂，都可以拳打脚踢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地逼供信，李炳泉就是在这样的监狱和公堂里遭受那一切的。而所有这种种，没有一样不是一脉相承，沿袭着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一套。别的不说了，不要扯宽了，还是只说鼓励讲假话这一条。
我认为鼓励讲假话、老实人吃亏，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使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沦丧，这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和文革最严重的罪恶和祸害。《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刊登了方实《我在延安被“抢救”》一文，从1943年3月到1946年2月，他被关入监牢受难将近三年之久。他毫无“问题”，突然被戴上手铐关到监牢里，同时被命令不许对同屋的犯人说自己的名字，只许说牢里给他编的号码。
他是怎样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呢？后来“组织上”号召“坦白”，并且正里巴经地出现了所谓的“规劝组”。方实写道：“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代了就行了。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叛徒、托派、汉奸、特务）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
方实考虑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944年初“坦白交代”了。他说他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当了特务。他到延安来是受他哥哥叶笃正的派遣，他把在延安获取的情报送给他。方实接着写道：“交代以后果然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再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读着他这些话，我激动得几乎要掉眼泪。方实是我的老朋友，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想不到他竞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这许多年来他经受了多么揪心的痛苦。他现在把这件事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这种出自真诚的勇气和反思使我十分感动，十分敬佩。
方实被释放以后又过了两年，1946年2月，他终于等到了组织对他的甄别结论，这时候他才明白，关押他的主要依据来自一个同志的揭发。方实写道：“至于她为何诬赖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是也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没有去过延安。延安出来的人告诉我：那次整风审干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检举揭发，然后坦白交代、继续检举揭发。这两个阶段都要开许多大会小会造声势，会上领导号召，群众批斗以及树典型、立标兵等等。最后一个阶段是逐个甄别作结论，落实政策。我见过一位女士，人们说她乱咬了许多人，后来那些人经过批斗审查甄别都没有问题，都恢复了自由，是党员的恢复了党籍。这位女士响应号召有功，因此释放的特别早，当然更不受处分。
世界上有那种恶劣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也有善良得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子。我看炳泉就属于后一类，当然他有他的特点。在地下工作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他智勇双全，游刃有余。但是当他来到自己这方面，到了自己的家，他就丧失了警惕，解除了武装。他秉性善良忠厚，地下工作强调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特强又成了他第二天性。他当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时候，这一点曾经为延安来的国际部党支部书记所称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来势的凶猛尤其使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里还应当加上我们古老的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孝的儿女。”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把李炳泉这位智勇双全的斗士变成了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瓜。他傻到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专案组看成了党的组织，党的代表，看成了自己的领导和上级。
专案组在他死后给他做了结论，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的“主要罪行”的第一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和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并且还全面系统地攻击和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这条“罪行”是怎么来的？是有人听到的吗，不是。那是专案组捏造的他和他妻子的“私房话”。既然是“私房话”，别人怎么知道？开头李炳泉当然不承认。后来专案组的人装腔作势，手中拿着一卷纸，以表演大师的手法，说他妻子已经揭发了，这是她揭发的材料。在李炳泉心目中，专案组是党的“组织”，“组织”难道会作假？这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想不到他以命相许的党组织不仅会作假，还会欺骗他，诈他！于是他只好认账，签字认可。难道他不了解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妻子吗？否！他当然了解，当然相信。但是，他妻子是一个“个人”，“个人”可能犯错误，何况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而专案组是一级组织，是党的代表！这里我想起那位著名的作家赵树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家逼他承认他是叛徒，逼得他死去活来，他无可奈何，便说：“党现在需要我当叛徒了，我就当一回吧。”我跟赵树理很熟，他为人忠厚，也很幽默。幽默被称为含泪的微笑，我们想想他这句
里饱含着多么多的眼泪！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当时文件里和报纸上天天这样说，唯恐人们执行不力，还不断发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的“最高指示”。造反派也罢，专案组也罢，都是奉命行事。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好比电视剧中“如朕亲临”的金牌，所以他们确实也都是党的代表。至于有些人特别地奸巧欺诈、残暴凶险，企图捞好处，向上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被培养起来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也同他们自己那低劣的品质分不开。总之，在地下工作中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李炳泉，在他为之拼命奋斗的新社会变成了一个举止失措的不能自保的大傻瓜。他妻子刘可兴为这个“私房话”的问题跟他吵了一架，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我希望可兴把那场争吵详细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我希望她的回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炳泉和他的死，从而进一步看清那场史无前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浩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
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朱维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去慰问正在大炼钢铁的人大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那天晚上学校有关人员特地请来了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观看演出，
在演到祝英台哭坟的那一场戏时，在台上侧幕边看戏的人大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一直笑容可掬的吴老，他的神情开始发生变化，他微微低下了头，眼中闪出泪光，进而泣不成声。于是赶紧通知校长办公室的干部，请他们把吴老送回住所，说：“真不该请吴老来看这样的苦戏，看把老人家哭得多伤心！到底年纪大了呀。”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吴玉章同志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文。这是吴玉章同志1946年10月在延安接到他生平唯一的妻子游丙莲女士在老家四川病故的消息后，百感交集，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悼文，赖以宽舒重压在心中对亡妻长期以来缺少照顾的不得已和歉疚感。文章朴实无华，短短千数字，却写出了一个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关于游丙莲的生平，今人知之甚少，只知她是由父母之命嫁到吴家的，一位四川缠小脚的农村妇女，似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吴玉章却是一位那时在中国被视为国之栋梁的，不仅身穿洋装，而且相貌出众的留洋学生。任何人看来，那都是一段并不匹配的姻缘。而且他们统共只有六年共同生活的时间。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段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婚姻直到双方生命的终了呢？难道仅仅是约束于一纸婚书的承诺吗？既然有着那么大的文化差距，婚姻生活又是离多聚少，这对夫妇还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吗？这篇悼文给了我们解答：
文章第一段里写道：“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压迫，专制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