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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
看来，除了革命事业，吴玉章也是一个梦想着过太平生活的平常人，有着一般家长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之所以视游丙莲为他婚姻的最后归宿，除了出于对她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而发自内心的感激，作为丈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于游丙莲人格的欣赏。那是一种传统中国妇女特有的美德，虽然她并不能确切知道丈夫在外面世界为什么要干革命和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她相信他，因为她找不到不信自己丈夫的理由。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毫无怨尤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和在国统区作为革命党家属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麻烦。这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做到的，而她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女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美，这种美是有条件的。它会凋谢，会憔悴。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美，这是源于她行为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和善良。这种综合出来的美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臻圆满。吴玉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感情是绵长的，坚韧的，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为什么吴老一直没有续弦的理由。
吴老对游丙莲深沉的怀念之情，还表现在对于她养育了一对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儿女的感激。女儿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不幸的是她也继承了母亲多舛的命运。她中年丧夫（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带了六个儿女受尽了人间苦楚，还要帮助老母操持家务，侍奉左右。现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她而去，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吴玉章尽管痛惜她们的处境，却又无能为力，这时能不为她放声一哭吗？其实他的这一哭，不仅哭的是游丙莲，也为女儿的不幸而哭，为全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妻子而哭。
游丙莲在艰苦的环境下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吴震寰培养成一个有报国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悼文里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捏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的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使这工厂占第一名……
然而，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命运又以它新的残酷打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这个在他心底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吴震寰也在河南去世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生最为悲痛的事，莫过于少年丧亲，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对于吴玉章来说，所有这些伤痛，仅仅是在他两位兄长为革命牺牲后（一位死于辛亥革命，另一位牺牲于大革命）悲剧的延长罢了。也许发生在吴玉章一个人身上的家庭悲剧，在那个时代，正是那些执着的革命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
这篇悼文，给我们说出了一个革命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文章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吴玉章不恋栈于官场，婉言谢绝了请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建议，低调地选择了人民大学校长的位置，把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华北大学，居然有声有色地办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为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当时极为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同时，为了提高当时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那些有名的像纺织部长郝建秀，作家高玉宝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作为教育家，一个曾经出国留学，看到过发达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人，他太知道教育救国的道理了。而这，正是作为革命家，吴玉章此时唯一的选择。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历史建造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吴玉章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和眼泪实践了悼文中对亡妻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像吴玉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经历过那样的悲剧故事，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需要作出像先辈们那样的牺牲。因为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因而也有人说今天是人欲横流的社会，那些理想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人民的公仆来说，有些理想和原则是永恒的，离开它，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公务员的门槛，甚至不够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留下了对照的典范，特别对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还没有“过时”，因为经常把它放在嘴上，有时还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却陶醉于已得的高官厚禄，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放纵子女亲友对公共财富巧取豪夺，却不允许社会舆论监督的人。对那些轻易爬上领导岗位后不思进取，专工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对那些接受政府委派，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发下天文数字年收入的某些言必称三个代表的企业高管来说（他们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一个普通农民年收入的两至三万倍！），这个口号岂止是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羞辱了全国人民，也严重地挑战了立国的初衷，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全国各地频发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其起因无非是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投诉无门才铤而走险。目的是要引起更高当局的注意。难道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游刃有余地弄潮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新贵们猛醒吗？
他会怎么想，如果吴玉章还活着的话。为了救国，他应该会为哪些人再办一所以如何做人为重点的速成中学呢？
责任编辑 吴思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一、思想解放先驱的实践活动
个人崇拜、“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因这些消极的影响并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只廖若晨星似的出现了个别的思想解放先驱，如上海林昭，北京陈世忠、郭世英等。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了党的一些错误政策。尽管这些风毛麟角式的人物的后果极为悲惨，但他们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勇于探索的足迹。他们虽然在人口总数量中占极少数，但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特殊社会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开始较少、中后期较多，可从下面这三个阶段里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月风暴”。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急骤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似狂涛巨浪，席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盲目参加了运动。这个阶段里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以北京市知识青年遇罗克为典型，以他1966年10月写出的《出身论》为标志，表明了对“左”的错误的冷酷思考，并对封建等级制残余（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谓“大民主”的条件下得以发表，印行7万份，翻印百万份左右，传遍各地，影响颇大。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全力支持宣传遇罗克的观点，亦有影响。遇罗克、郑晓舟为宣传真理，批判“出身论”，分别于1970年、1968年献出生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的个别青年，如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等。
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事件。这一阶段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错误充分暴露，这时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先驱。辽宁的张志新对宣传个人崇拜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发出抨击，公开表示对林彪、“四人帮”的不信任，并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师朱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逐个评功摆好、对在台上跃武扬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个嘲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内党外政治生活存在的“左”的错误给以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他的许多观点不仅有系统性，并经得起历史的验证。青海省的教师贾正玉1969年公开出来反对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江西省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于1967年到1968年之交。写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还有山西省青年教师邓思京、青海省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省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识青年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自治区战士石仁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他们都坚决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并不同程度地反对了个人崇拜。上述这些思想解放先驱，除了郭维彬之外，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第三阶段，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垮台。林彪外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位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的背叛，给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但是，远不能说整个人民都觉醒了，个人崇拜还深深束缚住人们的头脑。这一阶段思想解放先驱继续同个人崇拜、特别是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后来分寄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他又写下了标语，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的胜利公园前面交通岗亭上。传单内容明确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普选制的庄严要求。11月初，“四人帮”惶惶之余派人到吉林省协助破案。四川省李天德于1975年8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献国策》，上书言事。《献国策》中反对个人崇拜，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五条罪状。李天德在狱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提出自己正确看法。此外，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四川省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省青岛市战士韩爱民、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