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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锋芒应该反对浮夸、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不尊重老农经验等。
他们诋毁1958年党指导下的伟大的运动。他们说，去年有两股风：一是共产风，一是大炼钢铁风。这二股风是在什么情况下刮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是什么？是否代表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进而攻击党的正确领导，追问：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诬蔑党不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缺点，说：无论上边或者下边，说起来总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样，就忽视了对缺点的认真检查和严肃对待。
《内部参考》发表后，首先惊动了吴老（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他最早看到这篇文章。并亲自找胡锡奎（人大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询问。胡事先对发“内参”的事一无所知，看了《内部参考》后，和聂真、李培之两位副校长一起找三位调查组组长查问。三位组长看了《内部参考》后，估计文中所列的言论可能是从《问题汇编》中摘录的。如果是这样，认为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经过讨论都已经解决了。组长们做了解释，没等话说完，党委书记发火了，不容说明，责令检讨。此时，李培之副校长插话说：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嘛！调查组长们为难了，不知如何检讨。
《内部参考》上发表的这篇稿件是谁提供的呢？他们提供这篇稿件的背景是什么？
上面提到《内部参考》的文章是根据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加工编纂的。
《问题汇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返校后，根据工作安排集中做两件事：一、写好调查报告：二、研究讨论，写出论文。以此成果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究讨论些什么问题，首先由大家提出，这样每个人提出认为应当研究讨论的问题。调查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当时叫梳辫子。然后油印了若干份，供研究讨论用。同时，把印好的《问题汇编》报送两校党委。北京大学的陆平、邹鲁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手中都有《问题汇编》。报送校党委的同时，也报送了市委；市委有三个调查组的共三本《问题汇编》。这是1959年6月初的事。
《问题汇编》纯属是为调查组内部研究讨论编辑的。在此期间（1959年6月至8月上旬），两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从未提出任何问题。
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人民公社的调查材料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然而，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对这个调查材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这个调查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还作为批判靶子送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本来，在组织考察团下乡的时候，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和北京大学的陆平都认为大跃进太“左”了，应该适当纠正，组织考察团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事实向上级报告。现在全党反右倾，他们又联合起来，说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邹鲁风却让考察团去挑毛病，写了那么多的“罪恶材料”。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情况时，点了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
临湖轩汇报会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回京后，两校党委提出要听取调查组各组长的工作汇报。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汇报会。听取汇报的有：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副校长、副书记邹鲁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科研处长张腾霄。原定市委领导同志杨述来听汇报，后因故未到，委派市委干部李开鼎参加会议。汇报会由陆平主持。第一次汇报是1959年6月19日，由信阳调查组组长薛政修（即李震中，人大经济计划系主任）汇报，第二次汇报是藁城组组长韩铭立（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第三次汇报是鲁山组组长马振民（北大法律系主任）。汇报的内容本来都有会议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录已无法查找了。好在听取汇报的都或多或少地做了笔记。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聂真笔记本上的记录。按原件照抄如下：
（信阳调查组汇报）
共55人（调查组全体人员），（调查）时间5个月。搞粮食问题，把瞒产私分说成敌我矛盾，两条道路斗争。干部与群众斗，党员与党员斗。说是1957年（右派）向城里进攻，1958…1959年向农村（进攻）了。在农村掀起东风压倒西风的运动。（后来省委赵文甫在电话会议上指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才明确了）政治上损失很大。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公社成立后，对高级社的一切都否定了。懂得了价值规律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后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讲课必须联系实际。
虽然缺点是严重的，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明确的。看问题能抓住主流、本质。
调查研究要和工作尤其是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在过程中要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否则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鸡公山公社的4。8万斤的“卫星”，我们发现周围公社（应为生产队）账上都有“付‘卫星’股（谷）”一项支出。公社党委、支部书记都说是真的，都是老实同志。（苏联《消息报》要登）经过几次动员才都说（不）是真的。最后群众说你们来得真好，不然毛主席还不知道真情况。
当时知道真实情况，因为高压空气在未敢说，怕什么，怕撤职。事后才说。县委说你们的话说得太晚了。还有关系问题不好搞。
明港公社（有的）说真话的被插白旗，说假话的插了红旗。李寨家铁厂说了真话（先进的）插了白旗，书记含着眼泪接了白旗。
弄成谁（说）老实话，谁就是算账派。开现场会议，古店大队报了30万斤，是国库的粮食，当作自己的粮食。杨河公社逃出去200多人，一天只吃6两粮食，元宵节那天（70多个食堂）停伙，无法吃饭，公社党委也不敢报告，县委也不敢向上报真的，怕戴右倾帽子，六级干部会前，没有吃的（都给粮食），一面吃饭，一面搞粮食。（六级干部会后，问题基本解决了。）
收获
1、信阳4个月生产好铁1200吨。跃进中革命干劲很大，带动工业发展很快，修了公路，办了很多工厂，粮食增产40％，总产值5。8亿元。公社成立后，三个月中每天吃三顿干饭，还加夜餐，群众对公社很满意。
2、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规律，知道社会科学确实是科学。刮共产风时，群众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叫往哪搬往哪搬，到处都在干，就是不出活。搬运工人收入大减，理发员也是不积极，吃饭占很多时间。过去，老头一天让他放一头牛他不愿意，嫌少。现在让他放，他不放，说我要进养老院了。一搞评工计分都觉悟起来了。证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异想就能天开等说法的错误。
证明老百姓不愿意说假话，基层干部不愿意说假话，真正愿意说假话而骗取荣誉的是绝少数。毛主席六条指示传达后，群众感动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应用此整一次风，分析一下虚假的原因，以免今后再犯。
不敢坚持真理，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问题，怕自己吃亏，不敢坚持（真理）造成对党不利。
学校看文件太少，知道政策太少。很不及时。
鸡公山1957年砍树12000立方米，58年砍22000立方米，用的最多的是炼钢铁了。17部解放式水车也“抗旱”（指炼铁）了，采购站新水车也“抗早”了，有的农具（双轮双铧犁）也“抗旱”了。
1958年两件事，一、大炼钢铁，二，刮共产风，使58年大跃进损失很大。
研究：认为公社实行供给制对发展生产不利，但应如何实行供给制。
临湖轩汇报会是严肃的，但听汇报时，可以插话，或提出一些问题，或表示一些看法。例如，当说到“五风”问题时，有人问李开鼎，北京的情况如何？李介绍了北京发生的共产风情况，并说情况差不多。又如，当说到公社化遇到的问题时，陆平说了“马行夹道，难以回马”的名句。两校党委听了汇报，对调查组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的。市委代表李开鼎听了汇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后来，在反右倾批判调查组负责人时，学校党委从临湖轩汇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搜罗一些材料，大批特批。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人大、北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历史故事的启示
通过翻腾这些老账，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学术与政治。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一个老话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民主就是畅所欲言，从调查组这个故事里看出，科学与民主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
前面提到的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了100多万人。死人原因有人说是天灾。天灾、粮食歉收，这是事实。可是饿死人是在粮食刚刚收获之后。而大量死人则是在春节前后。这是为什么？历史上闹饥荒是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哪有刚打下粮食就饿死人的道理。也有人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这也是事实。但是，征了过头粮，征购透底，也不会饿死人。因为一但发现食堂没有粮食开不了饭，就应该立即返销粮食给农民。怎么会眼看着把人饿死呢？这些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那么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实际上，1959年春季已经出现闹粮食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反瞒产”，弄得和农民基层干部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3月9日，河南省委发出一个《特急电报》给各地、市、县委并印发到公社、大队。实事求是地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闹粮问题。
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以后，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形势急转直下。大反右倾的后果，是干部、群众都不敢说真话了。明明征了过头粮，不仅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购了，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饿死人不能说饿死的，只能说得瘟疫死的。生产队不敢向公社说实情，公社不敢向县如实报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