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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他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