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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一种构想，都因为过度的自作多情而遭致了自轻自贱。
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物一起妒心，便不自觉地进入任何嫉妒者都避讳不了的话语公式，声气眉眼与街坊二大妈没有太大差别。二分传言裹着三分酸气，剩下的五分，用轻蔑来掩盖羡慕。此时在众人眼中，这位很有身份的人物立刻成了一个庸俗的角色，不需别人评判，自己就完成了一种精神惩罚。
暂且就说这一些吧。你看，自设战场、自惊自吓、自述自困、自聋自哑、自轻自贱、自贬自罚……就这么像玩文字游戏一样随便说说，便可知道嫉妒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灾难！
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谁？
我的回答是：嫉妒的人。
随着这个回答还想介绍两位先哲的话。德谟克利特说，嫉妒的人是他自己的敌人；爱比克泰德说，嫉妒是幸运的敌人。
嫉妒之恶
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止是某几个具体的被妒者。因为嫉妒足以在社会上形成无确定对象的巨大传染性，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互爱互融关系，随时都在受到它的严重残害。
在正常情况下还好一些，虽然人人都有可能嫉妒，但由于嫉妒的内容和程度都不一样，彼此处于支离状态，构不成合力，而且由于旁观者清，互相之间还会劝解调适，归于平和；在不正常情况下，嫉妒心理与颠覆意识相混杂，与社会情绪相交叉，与政治灾难相呼应，一切煮成了一锅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冲击一切名人，一切高收入的人，便是这种情景。冲击的人群中夹杂着大量早就妒心萌动的同行，他们引路破门，吆喝抄家，翻箱倒柜，做着平日在幻想中频频做过的事情。打钢琴家的双手，把老教授考倒，给名人们训课，这些行为难道真的在“批判”什么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根深蒂固的嫉妒在作祟，但在那时却与一种浩大的社会观念连在一起了，与上层政治需要呼应起来了，卑琐的私欲被镀上了金光，使无知者趋之若鹜。至此，嫉妒已发酵成一种群体性的大恶，旗幡飘飘竟达十年之久。
其实，这种恶性爆发的病根极为深广。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文学艺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对备尝辛酸的文学艺术家也习惯于冷眼审视，有人甚至在传媒上公然宣称，文学艺术家在传媒上占据过多大的篇幅，就有理由让他们承受同样的荆棘。凡有对他们的抨击，社会上总有不少人欢呼雀跃，大家都把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一个作家、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作了美国总统，好像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全都落实在对他们的严密审视上，而所谓审视也不是针对他们真正遇到的艺术障碍，大多集中在捕风捉影的人品攻陷上。由此想到，真不知当初脾气暴躁的贝多芬和海明威在年轻时如果遇到这般审视将会如何，社会很容易因他们的失态而一笔把他们抹去，抹去了他们的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洁净？
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