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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向曹军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掳于禁，斩庞德，军势极盛。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①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压力当更大。起初孙权想乘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②。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孙权改变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夹击关羽的密谋。关羽在吕蒙的偷袭下，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它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它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在荆州的统治。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当了皇帝。刘备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缺乏它。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正式称帝。孙权为什么能在江南建立起巩固的封建政权呢？从客观上来说，西汉以后江南经济有若干发展，为东吴在这里建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①。从主观来说，还依赖于孙权所执行的正确的政策。孙吴政权关键的战略措施，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尽力争取江北和江东大族地主的支持。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使一部分地主豪强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带领他们的宗族和依附农民纷纷过江，想在这个较为宁静的地区暂时躲避一下，以待机北归。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①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②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①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1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到达江南后，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政权的建立可说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孙策和孙权对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笼络，如孙策自称与周瑜情同“骨肉”①，对吕范“亲戚待之”②，孙权更师礼张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孙策的旗帜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为他渡江转战的骨干力量。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和孙氏政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即“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③。因此，他们对孙氏政权的支持，可说鞠躬尽瘁，死心塌地。东汉末年，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都正处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孙家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孙坚起兵时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乡里少年”，孙坚的兄弟孙静曾在家乡“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④进行武装割据。当时散布在江东的这种豪强武装，在史书中被称为宗部或宗伍，领导它的豪强被称为宗帅。孙策和孙权如果不和这些土著豪强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像吴郡四姓这样显赫大族的支持，他们的政权就会像无基之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孙氏兄弟对江东大族也尽力拉拢。孙吴政权建立后，吴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数以千计。吴郡陆氏一家，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凯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⑤。这些事实都说明江东大族也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了。
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①；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②。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③。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④ 《三国志·吴书·孙静传》。
⑤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②。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③。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①。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②。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③。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