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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1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① 《资治通鉴》卷八七。
② 《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①，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① 《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①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① 《资治通鉴》卷八七。
① 《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①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c 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