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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医学沿着完全依靠技术征服疾病的方向前进，的确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疾病被治愈了，一些疾病甚至被消除了。但是，人们的健康似乎仍然处于各种各样疾病的威胁之中。一些疾病，尽管使用最先进的诊察手段，却找不到人体患病的部位，而另一些明确无误地存在疾病的基因却未演变为疾病；在治疗方面，尽管我们费尽了力气，用尽了各种手段，许多疾病却无法去除病根，而只能暂时延缓生命或阻断某些症状。疾病被“治愈”了，但病人仍处于“痛苦”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令人彷徨。1977年，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恩格尔在《科学》杂志196（4286）期发表的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指出，当代医学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扩充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应将心理、行为、社会因素纳入医学研究的范围。现代医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就是在重视和关注疾病的生物因素的同时，也重视调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对疾病、健康的影响。例如，新的医学观念提出的脑卒中治疗单元（Stroke unit，SU）治疗观念，就是将卒中病人的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综合为一体，形成了对脑卒中病人完整的治疗和管理模式，使治疗、心理干预、康复、人文关怀等医院内外的工作综合为一体，使医院功能向社区延伸，大大提高了脑卒中病人的治愈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降低了致残率。目前SU已经在英国256家医院得到推广，有的地区，如英格兰的普及率达到了82％。又比如，我国同济大学医学院胡大一教授提出的对急性冠状综合征治疗的五环模式，即将该类病人来院前的照顾、病人的转送、院内各科的配合治疗、编制生命网、社区互动等五个环节全程覆盖，这就体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医生们在诊治疾病时，不再限于病人躯体之病变，而是综合考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当代医学的观念从理论和实践上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医学在实践上从生物医学走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这是当代医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
当代医学的第二个变化，是医学开始从分析走向综合，从局部走向整体。医学最初是从整体开始的，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渐重视对局部和微观的研究。学科愈分愈细，愈分愈多，每一个医生，都沉迷于自己的专科，期待着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发现点什么。于是，专科以外的人体其他部分，人体的心理、精神部分，人体与社会、环境的部分，在医生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当他们陷入这种境地时，他们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却日渐失真，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往往事与愿违。例如，据丹麦、瑞典和芬兰的科学家对45000（9万人）对双胞胎癌症发病率的研究，遗传性基因的起的作用仅占30％左右，大多数人患有癌症与环境、精神、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张田勘：解析基因时代，文汇报，2001年2月17日）。人们日益认识到，医学的专业分工研究，需要一种新的综合的；整体的方法来补充。这里的所谓整体，是指人的整个机体的整体，是人的机体与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整体，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生态的整体，它们都是相互制约的。无视整体，很难对疾病、健康有切实和真正的了解。事物认识的辩证法往往是否定之否定，从起点回到更高层次的原点。医学也是这样。最近一些年来，全人医疗概念的提出，就反映了医学整体化的趋势。所谓全人医疗，就是从病人的整体情况来把握对疾病的治疗。它包括对疾病的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和行为学、疾病史和疾病经济学的了解。其目标不仅是要解除病痛，还要解除产生疾病造成的心理痛苦，使病人身心全面康复。与全人医疗或整体医疗相适应，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试验将医院的科室重新组合，克服只见疾病而不见病人的缺陷。如英国的一些医院正在尝试组织多专业的团队和每周一次的多专业的会议，创造全视角观察和治疗疾病的条件，以适应全人医疗的需要；我国北京有的医院也在试图建立疾病中心，打破传统医院的结构，以克服单纯以医生的专业设置科室、仅从专科角度了解病人，忽略了病人的整体的缺陷，实现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医生为中心的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医学已经开始了从只重病也重视人、从只重局部的专科同时也重视整体综合医疗的变化。这是当代医学第二个变化。
医学在其开始时，是依靠人体自然力来治愈疾病的。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治愈是通过自然力而获得。而自然力是生命所造成的。医师实施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恢复自然力。”（卡斯蒂廖尼：《医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中医的扶正祛邪，也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但是，随着近代医学的进步，医学的治疗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医学认为自身有无限的威力，认为医学可以代替自然力、可能越过自然力以治愈疾病。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医学博士拉·美特利（La Mettrie）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他认为人是机器，肺、胃、心脏等都同样受机械运动规律支配。在这种医学思想影响下，后来就产生了许多大切、大换、介入、甚至重新组装机体的机械式治疗方法，也的确治愈了许多疾病，减轻了病人的一些疼痛。但是，其方法对那些愈来愈成为人类健康威胁的全身性疾病和各种慢性病来说则无能为力。即使对那些病变部位明确的急性病来说，其结果常是，疾病是被控制或治愈了，但人的机体却衰弱了，病人往往处于终身痛苦之中。这些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人类过度征服自然所招致的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河流干枯、气候变暖的后果。反思机械式医学治疗的局限性，促使一些医学家们调整以往的观点，以微创和无创的、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和保护机体自然力为医学努力的方向。2004年3月，英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患者指南的编辑部文章，列举了他们经过对60种疾病的调查的最好的办法是不给治疗。英国《独立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对现代医学神话的挑战。同时，鉴于现代医学在对付慢性病；老年病方面力不从心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
书是我一生最大的财产
■ 胡绩伟
内江图书馆馆长和同志们：
内江市领导和同志们：
在我九十岁的时候，能够看到我的藏书送回家乡，能够为家乡人民服务，心里十分激动。内江市的领导同志和市图书馆的同志把我的藏书安放得十分妥善，保证它能够长期的为家乡人民服务，我十分感谢！
我一生清苦，可以说身无长物。书，是我一生最大的财产，是我最宝贵的遗产。我不是向家乡人民叫苦，这是事实。这批书里面，有一套八卷本的《汉语大字典》，但是只有六本，因为在第八本出版时，我实在没有钱买了。当时，我的老伴身患癌症，前后十年，这时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当我向她要三十元钱买这本第七卷时，她很为难地对我说，这个月实在没有钱了。我的老伴是1992年去世的，现在这个老伴，是1993年结婚的。她对她的亲友说：我在北京真未看到过这样穷的中央部长！当时，我家的家具又旧又少，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产品。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这批书真是来之不易，是我最宝贵的遗产。“文革”以前，我有十个书柜的书，“文革”中，造反派把它们都糟蹋了。他们说，我的书里一定藏有同敌人联络的密码，所以，对那些精装的书，像马恩选集、列宁全集等等，都是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地翻，扔得遍地是！最后，撕烂的撕烂了，拿走的拿走了，我几十年的藏书就这样顷刻之间被糟蹋了。经过十年的灾难，我只好下定狠心，重新买书。我进北京的时候，定了个行政八级，一个月的工资二三百块钱。几十年一贯制，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老八级。我一家八口，我每个月总得买二三十块钱书。就是说，我十分之一的工资买了书。九十年代初，工资才成倍地增长。现在积存这二三十个书柜的书，就是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购买积存起来的。
我这次运回内江的书约七千册，现在家里还有两千多本，都是我和老伴现在还要用的参考用书。其中还有一些稀有的书，你们现在也不能公开陈列出来。这些书在我和老伴离开人世时，也统统捐赠给内江图书馆。
我这一生，只是一位书生。从1936年起，在成都就作编辑记者。六十年来，我的工作没有变，我的职业没有变，就是摇笔杆子。我一生的营养，除吃饭以外，就是读书。我没有什么爱好，不打牌不下棋，不打球不游泳，到我再婚以后，才在晚上看看电视。说来也好笑，“文革”后进口了一批电视机，16时的两千八，9时的一千八，我同老伴商量，还是只买了一个9时的小电视机，孩子们很不高兴。和新老伴结婚时，她才带来一个18时的电视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老伴的儿子给我们送来一个29时的大电视，近几年才算进人现代化。
我唯一爱好就是看书。书、杂志、报纸就是我重要的朋友。这次内江图书馆的同志来我家登记、装箱、运书的时候，我把多年来的一些杂志也一起送了。我对他们说，不要看不起杂志。书，是过去的百科全书；杂志和报纸是现在最新的百科全书，只要有人很好进行分类编目，是很有用处的。我的知识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些书、杂志和报纸中来的。我这些年写了一些文章，知识和智慧的来源，一是我和社会的经验，二是同朋友们的交往，三就是书、杂志和报纸。
所以我送回家乡这批藏书不仅是礼轻情义重，而且是礼小意义大，希望它们能够发挥比较大的影响，为家乡父老兄弟们服务。
最后，我想说一点关于图书馆的话。我认为图书馆的工作很重要，很光荣。图书馆同银行一样重要，银行积累资金，为建设物质文明服务；图书馆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它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计的，不能计量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世界文明之所以发展，是由于知识和智慧的发展。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越来越精深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繁荣的文学艺术，越来越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社会，都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越来越丰富。在这中间，数以亿万计的图书、杂志和报纸（现在加上网络）就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载体。图书馆最可贵的职能，就是把这些丰富多彩、知识广博的书籍、杂志、报纸收集起来，加以科学的保管、分类、编目、做索引等等，提供给人们，充实他们，影响他们，提高他们，武装他们，鼓舞他们，让他们成为各种自觉自强的人，各种高尚优秀的人，各种才能超群的人，各种创造奇迹的人。
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之所以能够从威远县的四合堡走上成都、走上延安、走上北京，为国为民干了一番事业，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不断觉悟，不断提高，不断上进。这里面，书籍、刊物、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简单说来，我政治上的第一次觉悟，是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时，我在自流井培德中学读毕业班。这个教会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学生的业余活动很丰富。我最喜欢讲演会和辩论会，我有一点能言善辩的小聪明，所以学校组织抗日的宣传队，我是一个好的宣传员。那时，学校的图书馆订有成都和上海的报纸，有中国和世界的地图，所以我了解了一些“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情况，懂得一点抗日救国的道理，还会画一个东三省和日本所在地的地图，所以我到茶馆里去讲演，宣传抗日，受到群众的欢迎。这是我第一次的政治觉悟，报纸，图书对我产生了作用。
我第二次思想大觉悟，是我1932～1935年在成都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几个穷学生碰到一起，你订一份《生活周刊》，我订一份《读书》杂志，他订一个《世界知识》，大家互相借阅。那时，学校图书馆订有生活书店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韬奋的《小言论集》等书籍，我们都很喜爱。这样，使我的政治觉悟、爱国救民的思想就有了一个大进步。
1935年，我认识了车耀先先生，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那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国内出版的报刊书籍，还可以看到油印的中共的小册子。车先生的客厅成了当时成都青年爱国分子高谈阔论和交换书刊的地方。1936年我的思想由“实业救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