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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正是抓住了人类这种法权观念来做文章的。他认为人之所以有这种法权观念是因为人有理性。人的理性是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使它包含在经验中，成为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甚至可以被感性经验加以利用，它本身也仍然有自己的法则和使命。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以及以这种道德法则为标准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权利（公平）法则和宪政体制，它们最终指向全体人类的社会理想——永久和平。诚然，一个稍具现实感的人完全可以把这种权利法则还原为人的动物性的需要关系和利益关系，把宪政和国家理解为一种较为明智的谋生或谋福利的工具，而把“永久和平”斥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无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根据通行的带有实证性的政治哲学，人们都会认为人类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只可能是战争之间的间隙，顶多只能延长这个间隙，或把毁灭全人类的战争化解为破坏性较小的战争，因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消除的。然而在康德看来，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人类建立起对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公民”共同体必然实现的信念，因为这并不涉及到事实判断，而只涉及到应然的价值判断，即每个有理性者都必然会把这当作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去努力接近它和实现它。“不管经验的历史事实如何，作为有健全理性的道德主体都必须朝着和平状态去行动和努力，而不能凭借任何经验历史的依据去为战争做出道德价值的肯定和辩护。”
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在康德看来，虽然永久和平的理念只涉及到实践理性的“应当”而不是经验事实，但也并非与事实毫不相干，而是对未来的事实有方向上的指导和决定作用。“实践理性的自由本体为永久和平提供了超越于经验历史事实的根据，但并非悬置经验历史事实，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经验事实。”如何去建立？当然不能凭空建立，而是要从以往的经验历史事实中引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来。于是康德便引入了一种自然目的论的眼光，即人类的自然欲望和自私倾向在其实现过程中并不一定总是导向罪恶，而是可以在罪恶中、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形成法权上的规范，从而为人类道德上的自觉和善的权威开辟道路。作者写道：“大自然利用人类的‘恶’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战争。人类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不断地被卷入战争之中，即使已经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状态，各民族却依旧被战争所严重困扰，因此而仍然处于政治的自然状态之中，这是大自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最为残酷而强悍的手段。但自然的合目的性恰恰在于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困境而做出种种尝试，以便在经历了多次惨痛教训之后，终究能够倾听理性的告知——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我们看到，欧洲在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战争频仍的苦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之后，今天已经习惯于不用战争来解决大国之间的争端了，欧盟的建立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接近于康德当年所理想的国际自由联盟；而中东目前正处在难以忍受的无法无天之中，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无休止的缠斗固然有宗教信仰上的根源，但未尝不可以归于一种实践理性的“功课”。历史有的是时间，只要耐心等待，人们还是可以指望从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培育出一代具有成熟的实践理性的新人来，最终实现理性的和平共处。
康德“永久和平”的理念最为奇怪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这种永久和平要靠一个“世界政府”或“国家的国家”来维持，甚至也不认为各个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联合共同体中有必要和有可能消除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色，他只是诉诸各个主权国家的自愿的联盟。但这样一来，这种国际法的效力靠什么来实现就成了问题。今天的“联合国”就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如果没有大国的强权和武力作后盾，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就等于一纸空文。但康德自有他自己的考虑，这就是诉诸“世界公民”的法权意识的共识。在这里，“世界公民的法权就成为保障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重要补充。”这种法权意识在他看来最充分最直接地体现在（今天已经席卷全球的）“商业精神”中，而最符合商业精神的不是战争，不是武力，而是永久和平。当然康德并不赞同功利主义的政治学家把经济利益解释为政治关系的基础，他只是强调这种经济利益中所体现出来的法权原则和公平原则，并从中看出：“‘自然’（他律）与‘自由’（自律）的贯通才是真实的人的世界。从自然到自由展现的正是人之理性所创造的历史世界，它是一部不断趋近于永久和平的实践理性的历史。”国际间的和平实际上取决于每个国家人民是否都能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地伸张自己的权利。
“911”以来，全球爱好和平的人士越来越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已经不能够单纯用贫富分化或经济利益来解释，而被归之于不可通约的宗教和文化冲突。现实的格局似乎取决于，要么全球在宗教文化上达到统一，要么就永无宁日。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却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考虑的维度，他并不要求国家和文化间的无差别的融合，恰好相反，他认为正是这种无法融合、不可通约的差异性，构成了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这种差异性甚至是“大自然”的一种善意的安排，“它利用两种手段来阻止各民族之混合，而将它们分开，此即语言与宗教之不同”，而这种不同导致了“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它固然容易成为仇恨和战争的借口，但“大自然正好悄然利用人类政治的过度欲望，使得各国政治相互之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人类在原则方面逐渐接近较大的一致时，便导致在一种和平中的协同。’……‘自然目的’使得国际法——建立国际秩序——的理念必将成为现实，最终将导致世界和平的出现。”人类不需要放弃和抹杀他们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而只需要发挥任何民族固有的理性，就有希望在对话和相互宽容中实现永久和平。在这一过程中，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信念正因为并不是基于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经验之上，而能够成为一切民族、一切文化都有可能接受的共同目标。
也许，正是这种广阔的文化包容性，使得今天人们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越来越感兴趣，它并不是初看起来那么空洞和虚幻，而是比任何立足于狭隘种族偏见之上的和平方案更具有可行性。但它也不是今天人们所热炒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而是有一个人类普遍的理性原则作为前提的，这种理性原则决不是后现代所谓的“白人中心主义”或“理性霸权主义”。说只有白人有理性，其他人种则没有理性，这决不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克服，而是为西方中心论提供论据，甚至是与霸权主义的共谋。本书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法权基础的分析，则为我们今天透彻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和“文化间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视角。
（《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评传》序
严家炎 卢晓蓉
著名作家陈祖芬曾在一篇题为《富翁》的文章中写道：“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数十万字的《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正是开发这座“共生矿”所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同样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本书的主要作者吴洪成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徜徉在这座由卢作孚先生亲手设计和创建的、有着浓郁乡村气息，又不乏现代文明特色的小城里，吴先生对这位一生都在探索和开拓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先辈充满了敬仰之情。同时，他又以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锐和教育史博士生导师的专业眼光，发现了这座“共生矿”尚未开发却又亟待开发的一个资源，那就是卢作孚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宝贵遗产。“共生矿”是丰富、厚重而多元错综的，开发它的工程也是相当艰巨的。卢作孚作为一代爱国实业家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作为一代教育家的地位，此前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卢作孚“作为教育家的角色如何把握，怎样定位，已有的成果看来因其零碎、局部及片断而远未能解决这样的困惑”。可喜的是，吴先生没有在这样的“困惑”面前止步，而是勇敢地开始了“着力挖掘、刻意探求”的艰难学术历程。尽管后来又转到河北大学任教，吴先生仍然“情之所至，任之所托”，带领南北两地的学生，“未敢稍微懈怠，总是在构思卢作孚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相关问题”，历尽十载艰辛，终于“完成昔日重庆的诺言及愿望”。
《评传》在体例和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集人物传记、历史撰述和学术论著于一体。传主卢作孚先生，虽然在这个世上只活了59岁，却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对任何一位想为他立传的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年郭沫若曾向卢作孚毛遂自荐，要写他的传记，卢作孚婉言谢绝说：“我的传记只能由我自己来写。”大抵也是缘于此项工程的浩大与复杂。而《评传》不仅要为他立传，还要以科学的态度确认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任务就更加繁重。为此，《评传》集思广益，举重若轻，不是以时间顺序叙事，而是以论题内容谋篇，走出了自己的新径。《评传》首先以“奋斗人生”一章的篇幅，精炼扼要地再现了卢作孚的传奇生涯。然后以其余五章分别探究了卢作孚的文化哲学观；梳理出他在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三个不同层面诸多领先于时代的建树；彰显了这位现代教育先驱“好而不恃，为而不有”，“一生官高位尊权重事业有成，却始终谦逊廉洁简朴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风范。六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传记和论著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在过去的有关研究中，学者们都倾向于将卢作孚1926年创办旨在“服务社会，便宜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1927年开创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作为他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的分界线。其理由是：在此之前，卢作孚主要的精力都用在教育上，如任职中小学教师、当过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员、创办过民众通俗教育馆等，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研究，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而在此之后，他便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兴办实业和发展经济上。《评传》却通过对卢作孚在上述多个侧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借鉴刘重来、周鸣鸣、张瑾等卢作孚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认为卢作孚在办实业的同时，“对教育的兴趣未衰，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对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并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思考、转变，逐渐从各种思潮的追随者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