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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学文化却因“撂地”日久而把自己“性格化”为“小市民”典型；而马志明从来低调甚至改“马派”为“马氏”尽力“矮化”自我，这一切均可在其标榜“个性”背后体会所谓时也势也，非人力所能及之历史因由。在命运多舛的相声百年中，“俗”确是相声存真求活的必然。既是市民文化的“性基因”，也是其婉而多讽嘻笑怒骂的“保护色”。唯此，“马派相声”才为我们保留了其他任何艺术样式所不能提供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市井写生、人物画廊、社会心理、民风民俗。至今我们似乎也难以掂量在百年以来相声“求真”和“求善”、“归俗”和“入雅”的争衡中究竟哪一方更切合民众的需求和相声的机理？
马志明的“求真”是一种既原始又深层的“本真”。真理性是由审美客体的真实性和主体不断开掘的探索精神体现的。面对前辈遗留下来的诸多技艺游离、主客相悖虽具文化情采但少内在逻辑的传统节目，志明必须为其建立种种“情境”以便接结古今参合虚实建立艺术的逻辑链条。诸如反映着婚丧大礼的近世民俗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型而被激化或强化几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因之，“马派”的《白事会》和《红事会》（《大娶亲》）便以“取境”方法将其祖辈亲历的权贵人家的历史描绘移植在捧逗之间虚拟的情感纠葛上，从而在历史的记实性中散发着夸张的喜剧性光华。《卖五器》和《大保镖》也并非传统节目之上乘，但隐含着人们的历史记忆。于是乃用“造境”方法，前者在强化“八国联军”施展淫威搜刮民宅的同时，用“显微”的手段说是如何抢掠“我”家祖上传留的“铜铁瓷锡木”——“国宝”级的“五器”，而究其实则不过是茶壶梁子、锡拉纸、半拉马掌之类。这种以强化自己之穷以对比强盗之狠的夸张，凸显的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却是难以磨灭的那个时期民众情感和心理的真实印记。技艺性的“贯口”也由此翻腐为新产生了形象性生命。《大保镖》折射着当时的社会不宁以及镖局的虚妄无能，是底层艺人谙熟江湖生活的记录。传统节目通过造境以显真、论艺更撰史的方法使节目点石成金既有独具审美亮点又有平实的性格塑造。至于《报菜名》《太平歌词》等“纯技艺”节目，也都在追求本真的探索中融技于艺、以艺润技、借境，在捧逗的纠葛过程显示性格的魅力和讽刺的光芒。而这正是先贤多年创意为后辈昭示的相声的生活滋味、文学和文化意识。传统相声之所谓讽刺乃是不留痕迹地化讥刺为灰烬纯然本真的玩笑，绝无生硬的理念掺杂。在人们开怀大笑的同时，一切“无价值”的东西便已经被扬弃和评判过了。
“本真”的真实和真理性是相声和一切喜剧艺术的生命。喜剧所谓夸张或变形、荒诞或廓大都旨在显示和强调对象和主体的本真性质。马志明深知先辈越夸张越可乐、越可乐越真实的妙谛，总是追索真实的神形兼备、生动性和概括性。《自食其果》中那个自作聪明说交通事故的死者是自己亲戚以便穿越围观人群亲临现场的“看客”，在其猎奇心理的背后寄寓着“这一群”的冷漠和麻木！而“死者”不是他的亲戚竟是一头驴的结底则是作者对其劣性不着鞭痕的挞伐！《核桃酥》的奇迹——一块桃酥滚地居然被轧进沥青马路而不碎，最后撬出它的甚至不是木棒儿和树枝儿，是一根儿与其配套的江米条！这里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困难时期”供应状况的苦涩回忆。《纠纷》是马志明的成名和代表作，显示了他比前辈更具理性的深刻思辨和更富意味的生活洞察。而采取的则仍是不留形迹“马派”娓娓道来的白描和冷隽客观评叙。因为行人走路踩脚而掀起的轩然大波，记录着被“阶级斗争”淬火后的某些“天津卫式”的人际关系。而自然的“熄火”也并非借助强力和诉讼只是“蹲蹲性子”的刹那间“自省”。可见“和”的力量其实早就被人民感知，“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
本真和自然紧密相连，真理性需要逻辑性求证，过程必须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自自然然。马志明的一切规整和创新——无论是文本还是表演，都旨在显示本然中的自由和灵动。它不是滑腻无碍的顺势倾注，而是一波三折的起伏跌宕。唯其如此才能深蓄简出举重若轻体现相声“以说为主”的滋味。《纠纷》中的派出所小屋虽是并无惩罚意味的现场，却是王德成和丁文元情绪格斗和心灵自省的“战场”，从两张条凳的对峙到移坐一张的并肩，是过程也是象征，而最后在警察前自称“盟兄弟”的称谓，既是点题生辉的诗眼也是性格升腾的自嘲，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世俗劣性的再次写照。而这一切并无硝烟的冲突，只是逻辑链条环套和自动的结果，作者只是信手拈来而已。
志明对文本的归置和创意都无非为舞台表演的得心应手。他的舞台风范既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又是半真半假的“角色化”与真知灼见的评叙者的结合，有“马氏”之影痕但更是他“自己”——既具其父的“浓后之淡”和“大巧之朴”，又有他个人独具的深刻和简练、洒脱和劲健。而他的喜剧情趣则始终传承马氏追求稚拙厌弃纤巧，追求自然从来不施小技小惠的门风。诸如《纠纷》的戏剧性逆转以及“包袱底”：“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均是平和安然实话实说，并不咬住不放拖泥带水，堪称这多年天津相声和马派风格的经典。
我与马志明先生认识三十年，“相交”并不“过从甚密”，“相知”全凭“心息相通”。古有：“山有木兮树有知，心悦君兮君不知”诗句，正可喻我心情，小文补志聊以为序。
（《马志明表演相声集》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心中的鲁迅先生
潘正伯
我有幸从少年时期就接触上鲁迅著作，是受了表哥刘光（刘光甫）的影响。他是我大舅的三儿子，比我大5岁。1946年我和弟弟去成都考初中，他在上高中。在我和弟弟报考学校期间和周末和假期回家前后，三弟兄在一起无话不谈。
三哥是进步分子，亲友们都猜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三哥很有才气，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他写的新诗、杂文，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很受亲友们夸奖。他爱读鲁迅的书，记忆力又好，他曾给我讲解《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最后一句“月光如水照缁衣”，他说“缁衣”是古代犯人穿的黑色囚服。意思是说：自己以一个反动政府的通缉犯的身份，写下这首给柔石的悼诗，是不会有地方发表的。后来看见周振甫、孔繁荣对鲁迅诗歌的注和诠释（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孔繁荣：《鲁迅诗歌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我服膺三哥的解释。
1949年，内战阴影笼罩四川。下半年，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大多不再到校，教师也纷纷回家。几个家住县城的学生时不时去学校张望，其中除我和弟弟外还有两兄弟。知道他俩正在看鲁迅的杂文，我和弟弟就去向他们借，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一直到1950年学校正式恢复上课后，几个月间，我们从《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读到《且介亭杂文末编》，越读越有兴趣，从此与鲁迅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读着鲁迅的书，自然想更多地了解鲁迅，只要发现出版物中有介绍和评价鲁迅的作品，总要买（借）来看看。
鲁迅是美术爱好者，1931年他应蔡元培先生之请写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晚年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倡新兴木刻。通过鲁迅著作我接触了版画，并成为麦绥莱勒和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爱好者。
我读鲁迅著作并逐渐对鲁迅先生产生敬仰之情，完全是从独立的自由阅读中建立起来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才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几十年社会的变迁，让现代青年认识真实的鲁迅，认识到他的伟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只要按照鲁迅先生所昭示的那条管道（即“纸上声”），从先生的著作中，是能够理出线索、辨清真伪，看到真实的鲁迅先生的。
我谈谈自己阅读鲁迅著作的体会、心得。
一、从《鲁迅书信集》见鲁迅的真情
鲁迅深知中国文字狱的酷烈，凡因言获罪的人总要抄家。凡抄出的当事人写的东西，不管是否曾经公开发表，只要与当局意见不合，一律作为罪证。所以，鲁迅凡发表意见、抨击时弊之作，要么不写，写了就求尽快发表，产生它的社会效应。
许广平先生对此心领神会，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尽快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文学史纲要》等整理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去世后，鲁迅纪念委员会即呼吁先生生前友好献出鲁迅手稿及书信。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6月）许广平就编定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共收书信69封。此事一直延续下来，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卷）共收书信1381封，到1987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时，已收有书信1445封（《两地书》不计在内），近年又有增长，而且有很重要的信件补充。
这是研究鲁迅生前人际关系的重要文献。那时民间的通讯手段以信函为主，《鲁迅书信集》让我们后人得以真实地了解到鲁迅与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关系。
像任何人一样，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其言词和态度有所不同。他给某些人写信（大半是回信）是“应付”；而给另一些人写信则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胡风、萧军与萧红，曹靖华、王冶秋都是他畅谈的对象。这里选几段鲁迅先生的信函抄在下面：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原书注：指作家协会＇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致徐懋庸》，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5页）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功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有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致王冶秋》，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0页）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原刊注：江浙方言，纠缠不清之意＇，所谓小英雄们＇原刊注：指“国防文学”倡导者，其中不少人原先是年轻的左盟盟员＇，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烧，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致杨之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扉页）
第一封是他与徐懋庸的绝交信，自然徐懋庸并非一人，他是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从那以后，鲁迅和他们再没有书信往来。所以我们也可把发出这封信的日期看作一条分界线。
第二封说明了是哪些人在攻击鲁迅，使鲁迅不得不强支病躯公开予以反击。
第三封信是2003年6月才公开的重要文献。为什么这样晚才公开此信？我想可能是信中所涉及的人都已作古，不会再引起什么麻烦了。收信人杨之华是瞿秋白夫人，瞿秋白牺牲后她被组织送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和鲁迅保持着联系。鲁迅写这封信时，离去世只有一个月零两天了。看到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令我震惊，“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