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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迅推重陈独秀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世界上的事没那么简单，偏偏有些敌人反对的人和事，我们也起劲地反对。例如陈独秀，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在1921到1927年间长期担任中共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19年6月、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陈独秀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次＇王观泉在《新闻选择的法眼和良心——关于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一文的题目中指出，陈独秀有过五次被捕，然而没有开列具体日期（见《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3页）。我取胡明说，他开具了陈每次被捕的具体日期，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对陈独秀的评判。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最后那次被捕后被判刑，整整关了五年。他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惩治的对象。我们再看这期间鲁迅对陈独秀的评论：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03．05，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无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君》，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2页）
前一段里，鲁迅先生公然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归功于陈独秀的催促。后一段里，鲁迅以文学的笔触，将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之，做了风趣而又不乏深刻的对比。在鲁迅笔下，陈独秀是那样心胸坦荡、光明磊落；胡适之则富于睿智、深谙权变。十分明显，他是倾向于陈独秀的。
当鲁迅写这些文字时，陈独秀早已成了共产党的叛逆，国民党的阶下囚。而鲁迅先生对这样大的变故，视若不见，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交友之道。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三、鲁迅友直瞿秋白
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1年10月，鲁迅正在为曹靖华译《铁流》一书的出版操劳。大概从茅盾和冯雪峰口里知道了一些瞿秋白的情况，于是鲁迅邀请瞿秋白翻译格·涅拉陀夫为《铁流》写的序言。瞿秋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很得鲁迅欣赏。在曹靖华译《铁流》的《编校后记》中，鲁迅历数搜寻毕斯克列夫木刻的困难之后，笔锋一转，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的。（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铁流》，鲁迅：《编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页）
在此期间，瞿秋白细读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后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充分肯定了鲁迅组织并且亲自参与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名著的伟大意义；第二部分与鲁迅探讨翻译之道，这一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第三部分里，瞿秋白单刀直入，集中提出鲁迅译文中的九条错误。并且以第八条为例，剖析了错误之所在。然后写道：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般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可是，他又紧接着抓住一个例子，把批评更加展开，最后归纳为：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9页）
瞿秋白比鲁迅小十八岁，他们之间没有见过面，这是他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率直与真诚。更值得赞叹的是鲁迅对这封信的态度——三周后，他给瞿写了长篇回信。瞿在来信中称他“敬爱的同志”，他在复信中称瞿“敬爱的J．K．同志”，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后，使我非常高兴。”他阐述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见解，也对瞿秋白批评做了回答：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按：后面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略）在你未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1931．12．28，《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6页）半年后，鲁迅将这两封信以《关于翻译的通信》为题，收入《二心集》，公诸于世。依我看，正是这两封信奠定了鲁瞿友谊的基础。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1932年春，鲁瞿第一次见面。9月1日鲁迅夫妇第一次访问瞿秋白；14日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从1932年11月到离开上海去瑞金前，瞿秋白曾经四次到鲁迅家避难。鲁迅亲笔书一副古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瞿秋白则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序言。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论文，“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对瞿秋白的杂文，鲁迅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也指出它“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左联’时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瞿秋白罹难后，《鲁迅书信集》中有十多封提及此事。摘录几段：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
喻。（《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
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文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致
萧军》，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9页）
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第一本约三十万字（皆论文），由
我任编校，拟于三月初排完，故也颇忙。此本如发卖顺利，则印第二本，算是
完毕。（《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3页）
从这几封信函中可以看出：事出之后，鲁迅营救不得，忧心忡忡。“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鲁迅决定以出版译著的方式表达对杀人者的反击和对烈士的纪念。他熬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印出版了这部《海上述林》，“托内山先生寄到日本印成”。鲁迅先生不仅亲编亲校，设计封面、装帧、题签，而且连广告也亲拟。全书670余页，玻璃板插图9幅，佳纸精装，皮脊麻布面，金顶，当时国内的出版界还出不了这样高档的书籍。鲁迅说：“这一本书，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第12…13页）
人谁无朋友？谁人能找到鲁迅这样的朋友？瞿秋白能交上鲁迅这样的朋友，何幸如之。
忆路遥
陈幼民
近日看电视，有一个观众互动节目，题目是“影响我的一本书”，观众短信踊跃，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去世已经十几年了，而他的作品还被这么多的人记着，真是应了那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勾起了我对路遥的回忆。
我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和路遥只是普通的朋友，既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著作，更没有资格以说他来表明自己的什么，我只是一个在远处默默注视他的人。
但我和他的相识，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这些年代，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
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延川县编的，名叫《延安山花》。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激情而幼稚，饱含着时代的印迹，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路遥。
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认识了同学邢仪，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聊天时，我提到了那本诗集，提到了路遥。不料她说，路遥，我很熟。
寒假回京，到邢仪家去串门，一进屋，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脸庞黑瘦，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便没在意。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见我们僵着，便说，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他就是。
于是热烈握手，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路遥很客气，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或者还有别的，反正是认识了。
第二次相见，是在延河边上，我跑到延安去写生，意外遇上的。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由于双方都有事，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分了手。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面色依旧，但胖了许多，好像还高了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没系扣，风吹着飘起来，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
后来，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的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
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专职写作，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直至他写出著名的《人生》。路遥声名鹊起，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我坐在边上，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心里很为他高兴。
没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世界》，所以在我心中，《人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在我的脑海中，路遥和高家林的形象，却始终是重叠着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