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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作者表现出了忧虑：“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如果整个社会的新闻和信息流传，至今依然需要依靠计划经济时期确定的、限制进入的行业管理管制方式才能够保证的话，那么整个传播系统和社会运转将面临和承受越来越大的冲击和震荡，也积累着巨大的潜在危机。”（第271～272页）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社会治理的有效性，那么就会看到政治失灵和市场失灵一样，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机制问题。而这种缺失则会影响到如何在体制改革中建构新的政治发展范式。总之，信息传播结构的治理在根本上涉及到如何建构政治发展中新的合法化叙事。
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广播行业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经济自主权的扩大。从市场催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主要的动力机制。作者认为，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37号文件最大的意义是向广播、电视行业内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或成分。这一突破性变化在当时又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力博弈的结果。它所确定的规则是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地方各级政府兴办广播、电视的绝对审批权，在行政管控系统内部实行“权力下放”，以换取地方投入的积极性，形成地方行政权力和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相互配套发展的新局面。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向非公有经济开放，也没有向其他公有制行业和机构开放，只是放开和扩大了省市以下的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对广播电视业发展的自主权，因此这种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延展而非改制。这使得原来纯行政或者纯事业性质的广播系统变为“行政一事业一营利”型的三位一体的系统。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对广播行业的行政垄断权给予正式确认，并对广播业的营利性经营运作给予间接的确认。广播体系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着眼于经济活动的增长导向和效率导向，从而搁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必需的市场参与程序和引入竞争机制的议题。由此带来的行业规模的扩大也只是行业行政管控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在这样一种政事合一的制度安排下所进行的企业化经营，凭借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权力所具备的威严，经济活动的本质逐步演化为按照行政权力级别分配的信息市场的垄断模式，这必然导致经济绩效低下和游戏规则模糊。作者进一步认为，在这种科层体制中，由于采用了分级的管控架构，亦会产生一些地方思维倾向，但是行政与广播活动的直接结合以及行业系统的行政统管和指挥运行（即管办结合）模式一如既往。根据这一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广播业在体制框架构建方面并没有产生结构性的制度变革。而当下传媒机构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损耗是通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分享其他经济部类的改革发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维持的。其中有一部分，如节目制作、发行和交换渠道，由于正在建立各种专题性、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市场交换机制，可以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市场博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可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市场交换原则。而在目前的广播电台的主要经营业务中，如广告投放市场，往往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非常态性市场竞争和行政权力意志的实施来引导结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稀释其他经济部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因此，现行的广播体制运行和改革还需要继续推进，目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行业运行模式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是为更为宏观、重大和紧迫的社会政治目标服务的策略性和阶段性安排。
如果从公共政策的制度供给来思考社会转型时期的传播政策，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一是政治福利，主要是指支撑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相关价值，目的在于降低社会契约成本，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第二是社会福利，即在面临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现实时，如何重视社会感知秩序和凝聚力，如何对阶层、民族、地区、种族或语言的差异进行社会调解，调适受众的信息落差，通过调动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形成社会和谐的氛围。第三是经济福利，即传播机构本身日益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的生产力性质，提升专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解决传媒机构的经济效率问题。这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形成可以预期的现代化展望：“信息透明度提升和信息搜寻成本的总体下降，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社会民主意识和法制化程度发展的伴随现象。目前，国内处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民主化建构和制度调整的转型期，正处在社会利益形势分化和权力制衡关系搭建的过程中，如何有节奏地把握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开放程度和范围规模，如何把当下的策略利益考虑和长远的制度建设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考验着改革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也检验他们的政治意愿。”（第358～359页）就此而言，改革似乎成为一种危机管理，即危机意识的严重程度是让改革决策者感觉到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的前提。而制度创新的成本核算决定制度供给者的动力机制，并解释可能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我们所希望的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无疑是通过降低社会的信息传．播成本来推进社会收益的整体增长。
着眼于产权交易和成本控制的制度经济学一直成为研究中国体制改革及其效益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意识形态是个人和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合法性或者凝聚社会意志的功能，可以降低产权的内部控制成本。但是在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是认知性的和经验性的，是思想解放即人力资源扩张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但要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性，还要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社会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从而降低维持现存制度的成本。诺思说得很清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页）具体到中国，这涉及到如何推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这当中的悖论在于，当每一个人都试图把建立公共秩序和增加公共产品的责任推卸给行政权力的干预和生产要素没有充分市场化的“市场”时，因为没有人能够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市场秩序的极端方向，观念的腐败导致权力的腐败，由此形成改革逻辑受阻的瓶颈。所以，诺思在充分估汁到意识形态和个人行为之间形成道德伦理分歧时认为，人们的经验和思想不相吻合时，形成改变意识形态的动力：“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民将公正想象成与现存规章同样久远，进而从一种道德意义上服从这些规章，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让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参加变革制度才能产生。”（《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55页）这几乎成为一种历史演进中的社会关系的悖论，即要约束个人行为的最大化就不得不优先考虑社会行为的最大化。
问题在于，如果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变革不相容，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意识形态的滞后会增加社会交易费用。其次，在形成利益集团的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摩擦会增加社会动荡和社会运行费用。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的滞后所引发的信息阻塞会损耗社会资本和社会信用，大量消耗经济资源而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强化垄断性分利集团的地位，扩大信息不对称，从而制约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运行的信息成本实质上就是提高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难怪诺思告诉我们：“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是一定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的结果。由此而导致的外部性反映了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作为制度框架结果的组织成员利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参见《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美＇詹姆斯·A．道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如何认识和把握在中国广播体制嬗变的过程中，各种规则、潜规则和利益结构的社会关系；如何根据社会主体的发展现状修正制度安排，把资源稀缺性、技术机会与社会成员的认知爱好和信息偏好相结合，进行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如何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不仅仅着眼于扁平单一的商业机制，而是在重新界定产权关系的过程中建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等，上述这些问题脉络是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引发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浓厚兴趣，并有希望成为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个具有坐标性质的学术积累。
（《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邓炘炘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9月版，48。00元）
从梁祝传说的结尾看民间故事的生长机制
施爱东
梁祝故事经由故事、戏曲，以及各种说唱文学，传遍大江南北，甚至韩国、越南等地也广为流传。前三两年，浙江宁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河南汝南等地曾经为了谁是“梁祝之乡”打得硝烟弥漫。2005年尾，梁祝故事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是声名大噪。
民间的口头叙事从来没有定本，它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有滋生新奇情节的可能，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的丰富多样和生命树般的枝繁叶乱。要是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来分析一下梁祝故事的演化和生长，你就会相信，民间文学本来就是多元发生、无序生长的，它与所谓“历史”、“故乡”之类的概念八杆子打不到一块。
一、故事起源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于东晋。但此说是从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一书中搬出来的。钱氏本人反倒并不肯定此说，只是姑且做个假设。学界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我说大家说，慢慢地似乎成了定论。
“东晋说”的主要依据是，清代翟灏在《通俗编》中引了一则唐人张读《宣室志》的记载，说梁祝死后，东晋丞相谢安曾为祝英台请封。翟灏显然是在造假，因为他不了解《宣室志》只记唐人的“现当代”故事，根本不可能记载“东晋丞相”的故事，所以卖了偌大个破绽。这条材料显然是靠不住的。
据说另一个有力证据是明末徐树丕的《识小录》，该书说《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载录了梁祝故事。《金楼子》是梁元帝所作，成书较早，可以支持“东晋说”，但此书在明代初年就已湮没，而徐树丕卒于清代康熙年间，徐氏怎么可能看得到《金楼子》？而从《永乐大典》等各种现存的《金楼子》存目来看，并没有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至于《会稽异闻》，连书名都不见信录，更不用说书本身了。
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说唐代的《十道四蕃志》中记载了梁祝故事，但《十道四蕃志》早已不存，更不可考。也许有人还可以找出别的证据来，但是，目前所有指认为宋代以前的证据，无一足信。我们确切知道的，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就是张津本人。
同是宋代的《舆地纪胜》《四明志》等相关著述也有片言记载，但所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张津的《四明图经》。可见有宋一代，梁祝故事尚在十分简陋的阶段。到了元代，袁桶延祐《四明志》还是持张津的说法，在后面加了一句“然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可见到了元代，此事仍然“恍惚”，说明故事在元代还并不很盛行。
二、梁祝合葬
早期的梁祝传说非常简单，在南宋张津的《四明图经·鄞县》中只是说，“义妇冢”是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两人小时曾经同学三年，而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女子，可见这是两个非常朴质的年轻人。
这说明在南宋的时候，故事的结尾还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以及梁祝二人“同冢”——这是梁祝传说最原始的结尾，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梁祝传说早在东晋就已经成熟了，但这些学者所依据的材料都有�